辦工廠的師傅送給的。母親就撫摸我的頭，用微笑表達她對她的一個兒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兒欣慰。那乃是窮孩子們的母親們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於一名同學的告發，我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先是在全班同學眼裡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後來是在全校同學眼裡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塊橡皮，半截鉛筆，只要一旦和“偷”字連起來，也足以構成一個孩子從此無法洗刷掉的恥辱，也足以使一個孩子從此永無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們互相攻訐之時，你會聽到這樣的話——“你自小就是賊！”——那賊的罪名，卻往往僅由於一塊橡皮，半截鉛筆。那賊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個人揹負終生。即使往後別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內心裡，也是銘刻下了。這一種刻痕，往往扭曲了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毀滅了一個人的一生……
在學校的操場上，我被迫當眾承認自己偷了幾次橘皮，當眾承認自己是賊。當眾，便是當著全校同學的面啊！……
於是我在班級裡，不再是任何一個同學的同學，而是一個賊。於是我在學校裡，彷彿已經不再是一名學生，而僅僅是，無可爭議地是一個賊，一個小偷了。
我覺得，連我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老師似乎都佯裝不見，目光故意從我身上一掃而過。
我不再有學友了。我處於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對母親講我在學校的遭遇和處境，怕母親為我而悲傷……
當時我的班主任老師，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近視鏡的中年女教師，正休產假。
她重新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就覺察出了我的異常處境。
放學後她把我叫到了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裡，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我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吩囑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麼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
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裡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
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師，她以前對我從不曾偏愛過，以後也不曾。在她眼裡，以前和以後，我都只不過是她的四十幾名學生中的一個，最普通最尋常的一個……
但是，從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師了。儘管依然像以前那麼嚴厲，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視鏡……
在“文革”中，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了，沒給任何一位老師貼過大字報。我常想，這也許和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小學班主任老師有某種關係。沒有她，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也許我的人生軌跡將徹底地被扭曲、改變，也許我真的會變成一個賊，以我的墮落報復社會。也許，我早已自殺了……
以後我受過許多險惡的傷害。但她使我永遠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壞人，像她那樣的好人是確實存在的……因此我應永遠保持對生活的真誠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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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的斷想
我曾問兒子：“是不是經常盼著自己快快長大？”
他搖頭，斷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鄭重地問過他的小朋友們同樣的話，他們都搖頭斷然地回答並不盼著自己快快長大。說長大了多沒意思呀。現在才是小學生，每天上學就夠累了。長大了每天上班豈不更累了？連過年過節都會變成一件累事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