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去公映的……”就在陸宋元思考著該怎麼幫助雷濤的時候，熊澤奈子在一旁插了一句嘴。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廚房裡出來了，而茶几上則多了一盤水果。
熊澤奈子的話讓雷濤和陸宋元都愣了一愣。他們兩人齊齊地轉頭看著她，熊澤奈子笑了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在菊國駐海州領事館的文化交流部門工作。一年一度的京都電影節即將舉行，作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華夏每年都會有不少影片參加這個電影節的。她的意思是讓雷濤將《決戰黃海》這部電影送去參加京都電影節。
這個想法對於雷濤來說，的確是從來沒有想過的。《決戰黃海》這部電影本身就是描寫的華夏和菊國曆史上的一次決定兩個民族歷史命運的戰爭。而且這部片子的立場是站在華夏一方的立場上拍攝的。現在菊國國內正處於一個逐漸右傾化的階段，現在的菊國政府也一直都試圖掩蓋曾經的侵略歷史。將這樣一部電影送去菊國參加京都電影節……
這似乎有些異想天開了。
“雷君，您恐怕是對菊國目前的社會環境有些誤解了……”聽到雷濤的疑慮，熊澤奈子笑了笑說道。
熊澤奈子對雷濤介紹了一下目前菊國社會的一些現實情況。這對於雷濤來說的確是之前都沒有深入瞭解過的。
事實上，從二戰結束後，菊國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
戰後的菊國人因戰爭體驗、政治立場、社會地位、生活閱歷、出生地域、工作情況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戰爭責任認識，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隨著經濟環境、國際局勢等因素的影響，也會發生不同的變化。
菊國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也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其中，既包括菊國進步派人士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對戰爭責任的頑固否認，還包括進步派與保守派圍繞戰爭責任的交鋒和爭論，以及兩派彼此內部關於戰爭責任認識的分歧和區別。
戰後初期的菊國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檢討。但探究其內容，除個別反戰的知識分子意識到菊國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外，實際上大多數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
由於摩國佔領軍司令馬克森與朝鶴天皇達成妥協，天皇不僅以《人間宣言》的一紙詔書逃脫了京都戰犯審判，而且還時不時對於當初那些被判處絞刑的軍國主義分子的死表示惋惜。戰後菊國的第一任首相東邇太一不僅為戰犯掩蓋、開脫罪責，而且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億總懺悔論”。
這種“懺悔”並不是向侵略戰爭中的那些受害者“懺悔”，而是向天皇“懺悔”，為戰爭的失敗反省。而大多數菊國知識分子和普通國民，普遍接受了摩國宣揚的“指導者戰爭責任觀”。他們認為自己是受到了軍部領導者的“欺騙”，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導致菊國陷入戰爭災難的“責任者”，而忽視了自己也曾經協助或默許侵略戰爭的發生。
在“軍部”轟然倒塌和每個加害者都認為自己是受命於“上峰”的菊國社會，如何認定戰爭責任的主體一直都是個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而在菊國國內主流民意中如今也開始了對當初的這種整體責任出現了一種反思和反省的思潮。熊澤奈子就是這種思想的支持者之一。
第四百四十六章 遺失的戰爭責任
說起菊國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每位華夏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菊國侵略之害的受害國國民都義憤填膺，批評戰後菊國人欠缺像德國人那樣反省戰爭責任的勇氣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將菊國人統統視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將實施直接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