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而不能興治的原因，是出於義之不足；如果仁義之道能行，則百姓來歸如水勢之向下，何必擔憂來者之不從而要問興兵之策呢？」
劉表又問蒯越，蒯越說：「治平者以仁義為先，治亂者以權謀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
袁術為人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一勇之武夫，不足為慮。宗賊首領多貪暴，為其屬下所憂。
我手下有一些平日具備修養的人，若遣去示之以利，宗賊首領必定持眾而來。使君便誅其無道者，再撫而用其眾。
如此一州之人，都樂於留守此州，得知使君為人有德，必定扶老攜弱而至。然後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袁術等人雖至，亦無所能為了。」
劉表嘆道：「子柔（蒯良字）之言，可以說是雍季之論。異度（蒯越字）之計，可以說是臼犯之謀。」
便讓蒯越派人誘請宗賊五十五人（《後漢書》載十五人）赴宴，將其全部斬殺，一併襲取他們的部眾。
只有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守襄陽，劉表乃使蒯越與龐季單騎前往將其說降。
荊州的郡守縣長聽說劉表威名，大多都解下印綬逃走。至此，劉表控制了除南陽郡外的荊州七郡，理兵襄陽，以觀時變。
當時，關東州郡起兵討董，而劉表並未加入討董聯軍。而劉表也上表推薦袁術任南陽太守，暫時向其示好。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術派孫堅進攻劉表，劉表派江夏太守黃祖在樊城、鄧縣一帶迎戰。
孫堅擊敗黃祖，於是圍困襄陽。劉表派黃祖乘夜偷偷出城，前去調集各郡的授軍，黃祖率軍想要返回襄陽時，孫堅迎擊，黃祖敗退，逃入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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