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束縛和孤立而採取的一種極端的手段吧。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說法，一個向西歐全方位
開放的日本，因為“理解的滯後”而仍然置於一種懸空狀態。在這裡，“理解”被日本當作
了“自我救贖成功”的一個關鍵，是能夠照亮民族靈魂的燈盞。令作家苦惱的是，戰爭以及
隨後而來的現代化程序不但沒有填平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鴻溝，與西方世界又產生了
機體上的排異現象。這是一個美麗又痛苦、傲慢又渴求撫慰的民族。
至今，我仍對二戰中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一說不予認同。其實，盟國對日本的勝利並
不徹底，而在當時，中國對此認識也不像美國那樣深邃和長遠。美國的“新綏靖主義”使得
日本得以保留皇權——其理由是，這是日本的象徵和人民的靈魂依託。但結果卻使戰爭勝利
的成果變得黯淡無光。把日本保護起來並納入自己的戰後體制，是美國確立自己霸主地位的
最成功的一招棋。這樣，在遠東地區（共產主義勢力迅猛發展的地域），美國建立了遠離自
己本土的力圖抗衡和消解共產主義影響的堡壘。作為在二戰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國家之一，中
國卻部分地喪失了選擇懲罰方式和對戰後日本的走向提出有效建議的權利。
1972年，在基辛格避開日本從巴基斯坦秘密飛赴北京之後，日本國內關於中日邦交正
常化的呼聲又一次使當局焦灼不安。一方面，他們對美國這種在關鍵時候自行其是，而且沒
有向日本透露一絲風聲的“無情無義”的舉動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惱火；另外，作為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