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來得很早，不足以成為一個基本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強調伯莎·馮蘇特納的巨大影響這一派觀點的主要來源，也許是她在一九○九年寫的回憶錄；這位於一九○五年獲得和平獎金的作者，在她的回憶錄裡，在談到她與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關係時，可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有幾位作家，特別是那些婦女，很自然地曾對這種觀點加以鼓勵和贊助。然而，應該指明的是，這兩個人終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處，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處了一段時期，另外兩次則分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們彼此相慕，並且開始通訊。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約有一半是關於和平事業的。當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當時年輕的伯莎·金斯基來申請當諾貝爾的秘書，她自己在那個時候曾經說過，她對於和平沒有任何積極的興趣。在她的回憶錄裡，她講過在那個時候，正是諾貝爾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這個問題。尤其說到：“我真想發明一種具有那麼可怕的大規模破壞力的物質或機器，以至於戰爭將會因此而永遠變為不可能的事情。”
十幾年後，當他們於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諾貝爾的家裡再次相會的時候，伯莎·馮蘇特納在俄國的高加索度過多年的艱苦生活後，剛剛回來不久，因此帶來了對於俄土戰爭恐怖情況的生動印象。她現在完全被和平運動的思想所吸引住了。這種和平運動在政治動亂時期，由於威廉·洛溫薩爾等幾位著名創始人的推動，正處於發展時期。她已經打定主意，要為這種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當她於伯爾尼和蘇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諾貝爾相處的時候，就和平事業交換思想與信件的事，才算真正開始。如果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會見是依諾貝爾的典型脾氣安排在蘇黎世湖他為之驕傲的那艘鋁製遊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這時候的伯莎·馮蘇特納，已經成為有著幾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書，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議論的和平呼籲：《放下武器》。她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和平之友協會”，並且成為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會的領導成員。她對於自己的信仰與宣傳，幾乎是一個狂熱者；從那時候起，她煽動著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熱情，並且在對於這一運動有意義的幾年鬥爭中，一直不斷向他通報她的活動以及她的追隨者們的情況。她經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報、宣言、呼籲書和小冊子，以便使這個有錢的單身漢象她給其寫信的很多別的人一樣，不能忘記在這項有價值的事業中需要花費大量的錢。因此，正是在這幾年裡，即從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間，而可能不會是更早的時候，她在和平問題上，或者於他在遺囑中寫上了關於和平獎金的條款這一點上，可以被認為是曾對諾貝爾的態度起過影響作用的人。
從諾貝爾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儘管他健康狀況不佳，並且有著很多各種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與其他一些為和平運動工作的理想主義者們保持著接觸。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與伯莎·馮蘇特納於巴黎相會之前的兩年多，他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倡導者的信中寫道：“我越來越多地變成一個哲學家了。我對於未來的夢想，與迪奧克萊蒂安那塊用忘河之水澆灌的捲心菜園有點不同。我聽到的炮聲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奪與得到許可的報復越多，我的這種夢想也就變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強烈難忘起來。”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對於“在這個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夠看到開放得象玫瑰花那樣鮮紅的和平之花，抱著越來越真誠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兩年，因為諾貝爾關於解決和平問題手段的思想，在那時已經成熟到他覺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