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妮，那不是夢，”巴布沉著臉說，“那是活生生的哀愁。”莉莉聽到“活生生”三個字，嚇得手上舀麥片的湯匙咣噹落地。
“活什麼生？”蛋蛋說。
“聽著，弗蘭克，”聖誕夜前一天，我在天寒地凍的艾略特公園裡對他說，“我看你還是把哀愁留在實驗室比較好。”
弗蘭克聽了這話，一副準備要“攻擊”的樣子：“它已經好了，”他說，“今晚一定回家。”
“幫個忙，別把它當禮物包起來，好吧？”我說。
“包起來？”弗蘭克稍帶厭惡地說，“你以為我瘋啦？”
我沒接腔。他說：“喂，你用點腦行不行？我把哀愁做得太好了，連爺爺都‘預感’它會回家。”
我始終搞不懂，弗蘭克為何總能把狗屁不通的事說得理直氣壯。
就這樣，到了聖誕夜。就像俗話說的，萬籟俱寂，只有一兩個鍋子在響。麥斯·尤里克那兒雜音依舊，朗達·蕾伊在她房裡。202有客人——一個來看兒子的土耳其外交官：他兒子是得瑞唯一沒回家（或到別人家）過聖誕的學生。所有禮物都藏得好好的；我們家習慣早上才把禮物拿出來，放在沒裝飾的聖誕樹下。
我們都曉得母親和父親把禮物藏在305——經常為他們帶來愉快時光的那個房間。愛荷華巴布把禮物堆在四樓一間小浴室裡——自從莉莉診斷出疑似症狀之後，再也沒人說那些浴室是“給侏儒用的”了。弗蘭妮把她買的禮物全亮給我看——還試穿那件要送母親的性感洋裝。於是我把買給朗達·蕾伊的睡衣拿出來，弗蘭妮一穿之下，我發覺應該送她才對；那是件雪白的睡衣，朗達的衣服沒這款顏色。
“你應該送我！”弗蘭妮說，“我喜歡！”
但我永遠來不及弄清楚如何應付弗蘭妮。就像她說的：“我永遠比你早一年，小子。”
莉莉把禮物藏在一個小盒子裡，每樣禮物都小小的。蛋蛋沒買半樣東西，卻在旅館裡到處找人家送他的禮物。弗蘭克把哀愁藏在巴布教練的櫃子裡。
“為什麼？”事後我問了又問。
“因為只藏一個晚上，”弗蘭克說，“而且我知道弗蘭妮絕對不會找到那裡。”
1956年的聖誕夜，大家都早早上床，但沒一個人睡著——這是我們家另一個習慣。我們聽著公園裡的冰在雪下呻吟——有時艾略特公園就像入土的棺材一樣，會隨著溫度變化發出吱嘎聲。
為什麼在1956年，就連聖誕夜都有點像萬聖節？夜半時甚至傳來狗吠聲。那當然不是哀愁，但沒閤眼的我們都想起了愛荷華巴布的夢——或者弗蘭克說的“預感”。
然後聖誕節的早晨來臨——天朗氣清，冷風陣陣——我繞著艾略特公園快跑了四五十趟。脫掉衣服，我就沒有穿運動裝時那麼“圓”——朗達·蕾伊總是這麼說我。有些香蕉變硬了。不管聖誕不聖誕，身子還是得照練，全家齊聚吃聖誕早餐前，我和巴布一起練了會兒舉重。
“你舉啞鈴，我練挺舉。”愛荷華巴布對我說。
“好的，爺爺。”我依言而為。在哀愁的老毯子上，我們腳對腳做仰臥起坐、頭對頭做伏地挺身。家裡只有一支長槓子和一對啞鈴，所以得輪著練——這是我們無言的晨禱。
“你的臂膀、胸肌跟頸子蠻像樣了，”老巴布對我說，“不過前臂還得多練練。做仰臥起坐時最好在胸口放個二十五磅的鐵輪子——你這樣太輕鬆了。還有，記得彎膝蓋。”
“呵。”我說，像在朗達門前一樣喘。
巴布拿起槓子，先輕輕鬆鬆平肩舉了十下，然後又站著舉幾回——上面大概放了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磅。忽然一邊的鐵輪鬆開掉下來，我連忙躲開，接著另一邊也有五十或七十五磅滑下來，老巴布叫道：“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