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學的心理軌跡（譯者序）（1）
太宰治的小說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讀者的視野，大約是在1981年。張嘉林先生翻譯的《斜陽》出現在文革結束後不久的中國文壇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學熱。儘管它似乎被淹沒在了罩著諾貝爾文學獎光環的川端文學的翻譯熱浪裡，以至於很長時期再也沒有太宰治文學的中譯本出現，但卻悄無聲息地形成了一股雖不張揚但卻持續湧動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於“狂熱信徒”的讀者群體。與川端文學和後來的大江文學不同，太宰文學不是以轟轟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個體和隱秘的、甚至是“同謀犯”的方式闖入讀者心中某一片或許是被刻意掩飾的角隅，攪動了人們內心深處最柔弱而又最執拗的鄉愁。
太宰文學被譽為永恆的“青春文學”，被年輕的少年們（包括心理狀態上的少年們）視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著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絕不妥協的純粹性堪稱世界上青春文學的最好範本。與此同時，太宰文學又被譽為“弱者的文學”，正如他在《蓄犬談》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藝術家本來就應該是弱者的夥伴——弱者的朋友。在藝術家來說，這就是出發點，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為一種出發點，甚至是一種武器，以退為進地向所謂的“強者”、向偽善的人生和社會公開宣戰，從而彰顯出一種別樣的強大、別樣的高貴和驕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擁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題材。他出身豪門，一生立志文學，師從井伏鱒二等小說名家；大學時代曾積極投身左翼運動，卻中途脫逃；生活放蕩不羈，卻熱心於閱讀《聖經》；五度自殺，四度為殉情未遂，39歲時與最後一位情人投水自盡。以至於他說“我過的是一種充滿恥辱的生活”（《人間失格》），“我生來就對不起你們”（《二十世紀旗手》），但與此同時，“上帝選民的不安與恍惚俱存於吾身”（《葉》）。而這些格言式的短語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學的最好註腳，也從某個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軌跡。
太宰治於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縣北津郡金木町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是一個多額納稅的貴族院議院。儘管津島（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輕這個窮鄉僻壤上遠近聞名的豪門望族，但卻是依靠投機買賣和高利貸而發家致富的暴發戶。因此，“我的老家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家譜”，“實在是一個俗氣的、普通的鄉巴佬大地主”（《苦惱的年鑑》）。這樣一個豪華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種“名門意識”，同時又使他終生對那種真正的貴族抱有執著的憧憬（這在《斜陽》中表現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戀、依賴這個家庭和背叛、批判這個家庭的矛盾中掙扎搏鬥，以追求近代個人的自我價值。不難看出，太宰治作為津島家的公子，為這個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這雙重情感的分裂與太宰治一生的極度榮譽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調乃是一脈相承的。
從小在周圍和學校受到的不同於一般人的優厚待遇和自幼的聰穎敏感以及“名門意識”，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於他人的特殊人種。這種極度的自尊和優越感發展為一種極度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導致了他所謂的“選民意識”。而過分的自矜又導致了他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敏銳的感受性，並必然在粗糙的現實中動輒受傷。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構著他人的面目和人類的本性，從少年時代起就反覆經歷了對榮譽的熱烈憧憬和悲慘的失敗，進而對人性的絕望。正是這種極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傷的感受性構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調。它不難演變成一種對絕對的渴求，對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執著憧憬，容不得半點瑕疵的潔癖。這種對絕對的追求因為缺乏現實的根基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