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餘元的鉅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因為是上級委任制，所以也就難免出現“買官賣官”的醜劇，官在我手中，我要任命誰就是誰。這樣一來，關係戶找上門來了，賄賂分子也乘虛而入。雲南省前省長李嘉廷突擊提拔１０２名副廳級幹部，賣官獲利７５０多萬元；而買官，作為一種利益的交換，已被不少人視為回報率最高的“投資”。在他們眼中，“官”是升值潛力最大、收益最多最快的“績優股”，因為“當官最能發財”。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看到上級委任制的用人制度的危害性了。我們在開展反腐、防腐工作中，如果不改革領導幹部上級委任制，那麼許多工作就無法暢通地進行。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雙規”，也可以成為某些領導幹部的暫時“避難所”或者籌劃“丟卒保車”消化*的“議事廳”。
現在這種*現狀，許多人自然覺得領導幹部真的“無法無天”了？質疑起我們這個國家沒有監督的部門或者機構，使為貪者沒有“伸手必捉”之懼？其實又不然。應該說，我們的監督部門在憲法和法律上規定的是很多，除了紀檢監察部門對領導幹部實行監督外，還有人大的監督、政協的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媒體輿論的監督等多種部門和形式。但是這些監督部門和形式，到底能有多大的監督力度？效果其實不言自明，是微乎其微的。在現階段，作為平民百姓，公民義務是必須承擔的而政治權力（包括監督權力）卻無法充分地享受到。反腐工作到今天民間呼聲是很大，但依然停留於“黨內反腐”、“權力反腐”階段。“雙規”的大面積使用，可以說明*的主力軍是黨內分子，而反*鬥爭也是權力反腐，是一種近似黨內權利力重組的遊戲。
這場關係到整個民族發展的反*鬥爭，無法擴大到全民反腐，甚至很難擴大到法定的權力機構和監督機構。就拿各地方最高的權力機關——人大來說，他們行使對政府的監督權所起效果廖廖。實際上許多*分子，比如慕綏新曾被提名為鞍山市副市長，在人代會上他卻落選了。可有人卻把他調到省體改委當副主任。幾年後，慕被提名為副省長，再次在人大落選。可他又被任命為省長助理，不久就被任命為副省長兼政法委副書記。慕綏新官運亨通，沒有人“提攜”行嗎？可見，人大的行使的權力在許多地方政府工作中只不過是過過場，舉舉手的形式罷了。應該說，人大是憲法規定的中央和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尚且無法實行監督的權利，何況受管轄的平頭百姓？而中國的新聞媒體，現階段“豢養”性太強，弄弄八卦、哄抬市場坑坑百姓是行的，至於反映民聲、直抒胸臆實還發育未全。
至於公、檢、法這些司法機關均屬政府部門，在處理*問題和實行監督時，對同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地方一把手，很難實現這個司法權。甚至許多公檢法的領導還是地方長官一手委任的。他們面對一些社會不正之氣，聰明地採取一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哪敢去監督？其實，這就暴露了這麼一個政治事實：一旦權力走向頂峰，也就成為絕對的權利，地方長官完全可以隻手遮天而做到“腐而不敗”。中國的*本質上就是權力*，用權力來反腐也就掉進權力鬥爭的漩渦裡。
權力反腐只是人管人漏洞百出，只有法制反腐才行之有效，法制管人是鐵面無私，有硬槓槓，紅線線，觸了法制的底限就得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樣，有一些領導幹部即使有*的念頭，也會怕制度的“緊箍咒”，而且制完全可以讓*的成本加大，人大不僅要立嚴法，而且對*分子進行嚴懲，沒收其所有財產，讓他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真正啟動起人大等監督部門的權力，必須置於政府之上，有效地進行反腐懲腐。
如果*問題繼續擴大，那麼必然危害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也將危害到執政黨的長久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