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因為，只有真正認識了企業的本質，才能談得上對企業的整體認識。法律強調“依法”，政策推重“社會”，經濟講究“贏利”，文化述說“服務”，任何一個偏重視角的企業認識，總是帶著各自立場的利益色彩來雕塑企業，結論自然是各持一端。企業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日益成為絕大多數人們參與社會勞動的方式，然而在理論上則成了一個十足的麵糰，聽任著各方的利益搓揉，這不獨是企業的悲劇，更是人類文明的悲哀。
其次，只有真正認識了企業的本質，才能談得上構建全面系統的企業管理理論。沒有企業本質的清晰認識，就沒有系統的企業管理理論。萬千世象，理系一端。相對於企業本質的認識，一切關於企業管理的論述，都只能是部分的、區域性的認識。只有弄清了企業是什麼的問題，所有已經存在的企業管理的理論認識才有整合的主線與靈魂。
最後，只有真正揭示出企業本質的理論，才能有效指導企業管理實踐。“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正是這麼長時間裡從理論上沒能廓清企業的概念，我們的企業運動是盲目的，我們認識企業運動也是盲目的，或贊或嘆，或褒或貶，沒有科學的社會文化方向，缺失科學的社會文化準則。面對中國企業獨立化運動的先驅者在自己企業如日中天時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以後，我們除了聲討罪惡便是束手無策。由於缺少科學的理論指導，企業面對持續穩健發展的問題手足無措；由於缺少科學的理論指導，人們面對財富運動一片茫然；也由於企業學術理論缺少超然於法律、政策之上的勇氣，導致企業與政府、與社會、與員工的關係迷糊不清。
總的說來，重新審視企業本質的理論認識，不僅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而且更是非常迫切的現實任務。重新認識、解讀企業本質，應當基於這麼一些理論與實踐原則：一是對企業的認識應當具有學術理論的前瞻性，符合企業發展總的趨勢與內在本質規律，而不是橫截面式的靜態描述，如同企業活動的寫生作品；二是對企業的認識應當具有獨立的學術立場，能超越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不能成為法律、政策的推廣說明書，必須具有真正的學術性，是企業運動規律的一般描述；三是關於企業的認識應當對企業實踐具有切實的指導作用，無論是一個人的小企業還是跨國的大公司，無論是註冊了的商業活動還是非法的商業活動，均不應成為理論例外。
也許，不以為然的觀點會認為，沒有企業本質的理論認識，國際上許多大公司不也是經營的非常好嗎？而且還不乏百年長壽的老公司，這種書生式的研究是不是有些多餘？而且，中國二十多年來，企業運動不正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嗎？理論關乎實踐的意義，已然毋須再做多說，我們試看現實，華爾街金融慘案波及了多少善良之人？哈佛的MBA風靡全球，為什麼不能止住雷曼的倒掉？百年通用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已經證實著韋爾奇神話的不可複製；中國改制企業多數走向二次重組、三次重組的同時仍然有著國企500強的存在，論證的不是國家不能管理企業。理論不能成為創制的思想，至少也應當成為解說的依據。如果兩者意義都沒有，這種理論也就確實沒了存在價值。
應當申明，我們重新評說當今世界企業管理理論，不為反證韋爾奇經驗的虛無，也不為乘隙攻擊MBA的尷尬，而是試圖說明，全面系統地對企業重新進行認識，是完全必要的，並非庸人自擾。理論應當從神聖的學術殿堂中走出來，告別制式統計報表，因為那是一級一級人工加工出來的，水份已經不是一句“很大”就能描述得了的；學術不應當是頤指氣使的神授天師，軟文廣告式的資料彙編實在沒有太多真實可言。真正的理論應當是深深植根於實踐之中，是客觀現實的真實描述。這樣，面對成功的講壇我們就能辨別出什麼是信口雌黃，當我們失敗躺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