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說她與我的祖父祖母並無區別。幼時我看電視劇，電視劇裡說壞人的心都是黑色的，彼時我已經知道黑的反義詞是白，便對一旁的祖母說，“奶奶是好人，所以心肯定是白色的。”
還在看電視的祖母神色一下子嚴肅起來，“我的心不是黑心，也不是白心，我是一顆紅心！”說到“紅心”二字時，她隱隱透出不容置疑的驕傲自豪。
她也感動了她自己。
後來我想，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一樣，她極力掙脫了過去那個荒唐可怕喊口號寫大字報的鬥爭時代，可她的骨子裡卻在悄悄地懷念。
我的母親作為新時代的職業女性，為自己爭取到了一些權利。她也極力掙脫了那個女子嫁到夫家便像獻祭一樣沒有自我的時代，她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可是她精神的故鄉，仍然處在舊社會偏僻的山村裡。
那是我最後一次與我的母親談心。因為我發現，她和我的姑姑吳曦燕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她也為自己的婚姻感到不平，並且渴望傾訴。但是她不願公然承認自己婚姻的不成功，更不願承認她早已滿腹怨懟需要發洩需要傾訴。就像一個用僅剩的最後一點錢買下食物的窮人，吃進嘴裡發現食物已經變質，也要繼續咀嚼下嚥，並且阻止自己想要將食物嘔吐出來的生理反應。她視這種嘔吐為不道德。
而我已經學會了不與她爭辯，畢竟我無法□□裸地指明她邏輯上的漏洞：在她評價“我姑姑背後說唐家人”這種行為不道德時，她自己也在背後指責了我的姑姑。
我更不願與她討論她的婚姻。
我記得曾經，我不但願意對我姑姑的傾訴洗耳恭聽，對於我母親的抱怨，我也是不拒絕的。我甚至覺得我有做心理醫生的天賦。但是有句話說得好，醫者不自醫，同理，如果我遇到的是我自身家庭中的問題，我也就無法客觀地給出建議了。
因為當我身處其中，便無法清醒審視問題，而當我將自己從家庭剝離開去，給出客觀建議時，我母親便要罵我冷血無情。
我一直不覺得我的家庭幸福，可是我的父母並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我膽敢說不，他們便要責怪我不知好歹。但我並不認為我活得比唐大林或者吳臻臻幸福。只是我的不幸，沒有那麼狗血，沒有那麼典型，沒有八點檔的話題性。但我的不幸是最普遍的，是時代分配給這個世界大多數家庭的不幸，這種不幸，無人同情，甚至無法向人開口言說。就像中產階級，他們比大多數人生活得更優越，可是他們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看得見更上層的模樣，帶著爬上上流社會的希冀，可上層的蛋糕只有那麼大，早就被瓜分完畢，於是中產階級被現實擊得頭破血流，卻無法叫苦。
我的父親吳宏文與我的母親周安平是高中同學。
我的父親原本考上了我老家附近縣城的一中，縣城最好的中學，但是因為一中離家太遠，一月只能回一次家，無法幫家裡幹農活，所以上完高一我父親就換了離家近的農村高中。比起農民家庭短視這種說法，我更願意心地善良地相信這是身為農民子女的無奈。
高二的時候轉學的吳宏文和我的母親周安平成為了同班同學。
他對周安平的第一印象產生於一次上課鈴響時。當時吳宏文已經坐在了座位上。在上課鈴聲結束的最後一秒，幾個女同學一起進了教室的門，邊走邊說邊笑。吳宏文並不知道那幾個女生在說什麼，他只注意到其中一個女生笑的時候嘴巴咧得最大，眼睛眯得最小。
他心想，怎麼會有人笑起來這麼難看。
於是他記住了這個女生，並且第一次產生了一種名為預感的東西——
這個女生將來會成為他的老婆。
這個女生就是我的母親周安平。
以上，就是我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