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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標”，但不應將其“解釋為短暫狹隘的內涵”，認為“國家利益往往被理解為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主張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變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不成立的”，他還一再向國民宣傳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積極展開高舉“協調與團結”的外交大旗，在對東南亞諸國進行歷史訪問的時候，指出應“儘量去構築心連心的信賴關係”。福田首相發表的對東南亞的外交哲學，後來被稱為“福田主義”，至今一直是日本對東盟外交的根本基礎。
回顧一下，以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為代表，日本對經濟相互依存的意識開始有所提高，這也影響了國家利益論爭的動態。
福田首相曾宣稱，“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強，僅靠一個國家的力量謀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讓步、彌補，以實現各國自己的利益”，並指出了國家利益的“互補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為一個共同體”，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運就是日本的命運”。這些都說明，日本的決策者對“國際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認識。
評價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戰後日本是如何對戰爭進行反省，積極展開和平主義與國際協調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說：“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的方針，堅持無核化原則，對於和平國家的生存來說”是“正確的道路”。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戰後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戰後奇蹟般的復興和發展無疑是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經表示說，“戰後日本的４０年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不僅在日本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國人自豪的時代”。其實，世界也對透過戰後２０年的奮鬥發展，達到ＧＤＰ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蹟”刮目相看。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日本的奇蹟是在“作為和平國家”的前提下實現的。中曾根首相的話也指出了現實：“戰後日本的繁榮是在提倡和尊重自由、和平、民主和基本人權的現行憲法的基礎上，在《舊金山和約》以及日美安保體制下才得以實現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5）
日本戰後的成功不僅依靠每一個國民的努力，還依靠被務實的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支撐的外交活動。在戰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正因為日本領導人冷靜而準確地把握國際社會的現實，對時代的把握以及把它反映到具體政策上的見解和領袖能力，巧妙運用如前所述的“外交三原則”展開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才使這些成功變得更加可能。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佐藤榮作首相曾感覺到“軍事力量以外因素的比重正在提升”（１９７０年），他當時的見解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實際上，這一潮流如今更加明顯，在全球化的程序中，一國的經濟力和所謂“軟實力”變得更加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中曾根首相認為：“對於戰爭，最大的約束力量從長遠看將是對人權的尊重和國內外自由的資訊交流。”他以尖銳的視角，現實地預測了兩年後“柏林牆”的倒塌和隨後的蘇東劇變以及社會主義的低潮。
縱觀東亞的歷史，透過不斷加強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經濟合作，促進人員和資訊等的交流，推動政治、安全保障領域的協調，成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務，而這也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