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
１９７０年２月，美國提出的“尼克松主義”在要求其同盟國為自衛而努力的同時，也表明了“不向亞洲發生的戰爭派遣地面部隊”的立場，併為“開啟”對華關係向中國發出了訊號。由於中蘇關係在1969年惡化到發生軍事衝突的地步，中國積極回應了這一訊號。１９７１年基辛格閃電式訪問中國，第二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係實現從“對立”到“對話”的轉變，促進了亞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接著，“中美和解”這一戰略環境的劇變促使蘇聯與美國展開了更多的對話。結果，美蘇關係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廣泛領域取得了進展。這些變化解放了中日關係，在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首相訪華並發表了《中日共同宣告》，定下了“鞏固中日永遠的友好關係的基礎”的方針。
除此之外，以中美和解為契機的“美蘇緩和”的進展促進了日本外交的多元化。日蘇關係進入了“能夠奠定發展基礎”，“為解決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而努力”的時代。為促進“日本安定的大前提條件”即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穩定，以日美關係為基軸，“加強美日、中日、蘇日、韓日、東盟各國、太平洋諸國的關係，推進與印度###諸國的外交關係以及與朝鮮的往來”，使自主—多元性外交在質和量雙重層面上把日本外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國際協調、相互依存、“國際利益”
戰後的日本從戰敗國的陰影之下走出來，在迴歸國際社會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國。尤其是在冷戰形勢下，在日美安保體制的框架內確保安全，實際上是日本唯一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很難完全貫徹政治上的“自主”。不過，回過頭來看，恰恰是這種環境排除了軍國主義，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處理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在實現關係正常化上，應該說那是一種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沒有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情況下，堅持不懈地發展經濟，結果實現了被稱為“獲得了歷史性的”的高速增長。1964年，日本成為第一個加入“富國俱樂部”——國際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ＯＥＣＤ）的亞洲國家。隨後，成為亞洲唯一參加1975年開始的七國首腦會議（峰會）的成員。
不過，迴避了軍事或理念差異，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亞洲各國的反感。經濟至上主義使日本被批判為“經濟動物”，在田中首相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歷史性訪問期間，當地民眾“對日本企業經濟活動的不滿或批判”導致了對日抗議遊行和抵制日貨運動。針對這一情況，田中首相在訪問前夕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到，“國際政治經過權力與對立的時代已進入對話與協調的時代”，日本“在維持日美安保體制的前提下，將為國際協調展開積極的外交政策”。回國後，他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對於國際協調的意義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經改進了利己主義姿態，將追求與亞洲各國長期、互惠的關係。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4）
“正確把握國際協調的含義，並把它反映在國家的政策和每一個國民的行動上，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對立或宗教、語言上的鬥爭，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戰後的復興和建設上。這一點，可以說我們在世界各國當中非常具有優勢。另外，也不得不承認在國際協調外交上，需要我們認真反省，主動去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在戰後不久，從荒廢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我們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來的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的姿態，不僅已經在國際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災難。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傾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正當批判，改進不足，在對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維持和促進長期的互惠交流關係。只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於陷入自我滿足的境地，成為亞洲國家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