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譚嗣同及其他六位變法志士被處死。
戊戌變法失敗兩年後，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同時清政府還遭到了八國聯軍的攻擊，於是政治變革勢在必行，也可以說是“被強迫的變法”。
在此先介紹一下過渡時期的一種觀點。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五年，即 1890年，湯震（後稱壽潛）發表了著作《危言》。十一年前的《使西紀程》的作者由於位居高官，其觀點也備受世人注目，從而遭遇非難。而湯震只是一位出身於浙江紹興的進士，並未任正式官職，同眾多的紹興秀才一樣，就任於高官幕府。《危言》發行之時，他年方三十三歲，知名度不高，並未引起世人關注。
湯震的觀點與郭嵩燾相比，稍微落後些。他並沒有提出西方也有“道”的觀點，而是認為，由於西方的“器”之發達，發揮到極致後便可與“道”偶合。他以一種委婉的方式提出了西方不僅有器也有道的看法，並且闡述了西洋人的政教基礎也是《周禮》，因此賦予了採取西方制度的正當性。
該書發行之際並未引起重視，然而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卻多次再版。這為從洋務向變法轉變成為現實提供了理論依據。湯震在辛亥革命時被推舉為第一任浙江都督，並且後來成為以孫文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的交通總長。
變法一詞使人聯想起，戰國末期秦起用商鞅進行改革。據《史記》記載，商鞅曾勸說孝公實行變法，最終，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因此變法一詞又使人聯想到“富國強兵”。清末有志之士便將該詞同“救國”聯絡在了一起。
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康有為，在實行了各種“事變”（改變現狀，如鐵道、礦業、學校、實業等改革），並以失敗而告終後，堅信必須進行“變法”。關於“變法”，有多種理解，有人理解為 improvement（改良），有人理解為 revolution（革命）。
但是沒有“變本”——改變根本——的說法。本和道是指擁有兩千年曆史的儒教。然而或許也有人將“變法”直接理解為“變本”，因為無論形式如何，“變法”本身就會對儒教造成重創，中國與儒教被等同視之，中國的衰退便意味著儒教的衰退。
如前所述，中華思想具有落後消極的方面。如果單指以本國為榮的中華思想，那麼世界各地都存在類似的思想；但若表現出排他性，就會出問題。儒教便是滋養唯我獨尊之中華思想的土壤。
儒教的悲劇在於它的國教化。儒教在滿足了為政者的需要後，其他思想便被排除出局，競爭對手也就不復存在。即便有佛教曾涉入，但其主要競爭物件也只是道教。於是，儒者也可以成為道教教徒。最終，無論老莊還是道教都不曾是儒教的競爭對手。沒有競爭就不會有進步。科舉制度施行後，儒教思想的獨霸地位便更突出了。“惡之中華思想”的土壤是何其的豐饒啊！
在與歐洲文明碰撞後，中華思想在現實中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同時也動搖了儒教的根基。一直受儒教思想束縛的知識分子，終於放棄了“中體西用”、“道先器後”，承認了在西方也存在中國所謂的“本”和“道”。
原來輕視器和用的觀念又轉變了過來，這樣一來又導致對一切喪失了信心。
*政治的破滅必然導致思想*的破滅。儒教不得不選擇與其他思想共存的道路。在接受其他思想的過程中，如果能夠淨化自身，發現長處，就必須多加磨鍊。儒教這一思想體系將迎來新的諸子百家。
對於中華思想，我並非是一味的排斥，因為人類擁有自己的驕傲是十分關鍵的，如果放棄了這種驕傲便會產生深刻的問題。在擁有驕傲的同時，必須端正自己的態度。雖然有些人只會自誇，但是這些人也有自誇的資本。
《論語》在開頭便強調“學”，而中華思想卻違背了這種觀點。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