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是真正的儒家。”蔡元培認為，對於孔子的學問和後世所傳的儒教或孔教應該區別對待。
通往近代之門（2）
孔祀問題極大地刺激了保守派。各地一時間興起了“孔教會”及“孔道會”等團體的尊孔運動。
對於一直以來都在策劃復辟的大總統袁世凱而言，尊孔運動的興起正合他的心意。儒教在被體制所收編後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效力於歷代王朝，其體質是完全符合帝制的。康有為作為熱心的尊孔論者，甚至自發性地組織了一些運動，這與狡猾的袁世凱在背後煽動尊孔運動是分不開的。
教育會議的第二年（ 1913）6月1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向袁世凱傳送電報，建議恢復“祀孔典禮”（祭祀孔子的典禮）。四天之後， 6月22日，袁世凱釋出了大總統令，即“尊崇孔子令”，號稱尊崇孔子，“以正人心，以立民極”，並斷定“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強制國民必須履行此令，不可擅自發表看法。
這便是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步驟之一，他將臣民絕對服從的希望寄託於“孔子”身上。要求絕對服從他“袁世凱”為時尚早，於是便把孔子抬了出來，然後再偷樑換柱。袁世凱的目的在於，讓溜鬚拍馬的人歌頌他與孔子的德性一樣。歷史上曾有類似的先例。明末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賢（？— 1627）下令修建自己的生祠（祭祀活著的人的祠堂），並配祀孔子。皇帝被稱為“萬歲”，魏忠賢要求人們稱之為“九千歲”。當時的皇帝——天啟帝（ 1621—1627年在位）死後，魏忠賢縊死。假如天啟帝再多活些時日，魏忠賢或許便會篡權。
頒佈大總統令那一年的 9月1日，“孔教會”再次傳送電報請求將孔教國教化。曾留學於英國的嚴復（ 1853—1921）、清末進士出身並作為考察大臣隨員外遊的夏曾佑（ 1863—1924）以及梁啟超（ 1873—1929）成為孔教會的成員，康有為被推薦為會長。他們在北京的國子監舉行了祀孔典禮。如果將此作為個人活動自然無可厚非，然而他們卻將此作為了國家活動的演練。
1914年1月末，在政治會議上透過了“祭天祀孔”案，並定於 2月7日開始執行。
“祀孔”是對偉人的緬懷，還是一種宗教儀式？——這是一個極為微妙的問題。被稱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認為，孔子學說不同於後世的儒家，他承認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僅僅是緬懷儀式的話，那麼與“祭天”結合在一起就會令人產生疑惑。在天壇祭天乃專制皇帝的特權，袁世凱身為共和國的大總統，其位置與皇帝極為接近，這麼做便有改朝換代之嫌。因此，孔儒極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當時許多人對“共和制”缺乏瞭解，畢竟共和政體是新生事物。有人認為，所謂的共和政體是由於當下皇帝不存在，便組織了臨時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現了，共和政體便會被廢止。
周厲王（前 878—前 827）暴虐，遭國人驅逐，不在位期間由兩位大臣暫理國政，“共和”一詞便由此而來。厲王客死他鄉後，兩位大臣共同輔佐王子靜即位，並將大政奉還。據《史記》記載，共和持續了十四年。王子靜便是宣王（前 827—前 782年在位）。“共和”一詞源於此，便有一時之意。
袁世凱統治時期釋出的憲法草案中，提到“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雖未將之國教化，但差別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門之際，康有為等人透過《孔子改制考》將孔子稱為創始者，舉起了創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進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飾便被剝落了。
學問之上（1）
《論語》開卷第一頁寫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時經常複習，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