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他的學業導致他的終生失敗。這是一個富有懸念的故事，直到最後，才使“福樓拜是怎樣成為他自己”的答案和謎底完全顯現出來。
薩特寫這部書時，每時每刻都在發揮想象，因此，也可以說《家庭的白痴》中的福樓拜是薩特想象中的福樓拜。但這種想象不但不與真實相矛盾，反而是其必備的條件。想象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探求總體化的過程，是使用嚴謹的辯證法還原福樓拜本來面目的過程。以想象為主體的作品當然是小說，但這是一部真實的小說。
與《詞語》的刻意經營不同，《家庭的白痴》的風格樸實自然。作者信筆寫來，不多修飾。即使有的地方出現講究的文體，也是因為這裡有著某種“難以言說”的東西，需要用這種方式曲折盡意；而有時是有著50餘年寫作習慣的薩特在不經意間自然出現的妙筆。他這時認定，從根本上說，最好的作品總是在沒有太多苦心經營的情況下寫成的。這是一個對文學勘破和洞穿者的心態，也是一個在文學造詣上達到爐火純青的作家的心態。
薩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贊成他寫福樓拜，他們多次建議他改寫一部關於革命或平民的小說。薩特拒絕了，他沒有這種願望。在文學事業上面，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歲，他不會去寫福樓拜，而會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發言或為《我控訴》寫稿。在1970年，他甚至還想寫一個劇本。總之，他意識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總是伴隨著他。
他在一個演講中對此作了十分透徹的解說：
還有另外一些知識分子，我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吧，自1968年以來不再希望同資產階級進行任何對話。實際上，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知識分子透過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個作家的話──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種被稱作意識形態興趣的東西。顯然我總是向資產階級提出質問，同他們辯駁，但事實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們的語言向他們講話，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著不難發現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過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樓拜，這裡沒有對工人階級的直接興趣。我投入這個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經67歲了，50歲以後我就把精力投入到這上面，而且甚至在這之前我就想著這件事。於是福樓拜就把我束縛在我的資產階級讀者之中。透過他，我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只要我還沒有完成這部作品，我就仍然繼續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
但我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識形態興趣沒有關係，當我從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古典意義上對自己提出質疑時，我認識到，雖然我不被帶回到羊圈，卻仍可得到“拯救”。當我對自己質疑時，當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麼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時，我發現自己是同那些為反對資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人們在一起。我們有相同的興趣和關注的東西。
因此，我要說的是，我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為資產階級寫書，但我同希望推翻資產階級的工人有著深切的共鳴。這些工人在1968年同資產階級搏鬥過；而今天他們是更嚴重壓迫的受害者。就我現在是他們之中的一員而言，我也必定會受到懲罰。就我在寫關於福樓拜的書而言，我是資產階級的不肖子孫，雖然我應該因此而得到拯救。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傳達我感受到的已深深紮根的矛盾── 一種僅僅來自現實境況的矛盾。（“1972年在布魯塞爾的演講”）
薩特在很年輕時就構想過自己作為作家的一生：一個起步的青年時代，一個碩果累累的中年時代，一個投身政治的老年時代。為什麼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為這時精力已經不濟，在文學事業上難以再攀高峰；而社會地位和影響卻達到頂點，他可以運用這一優勢幹自己想幹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