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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學系，當時北大除本系少數學課外，可以選修旁系許多功課，且可隨意去到別班聽講。所以沒有固定的課堂與座位。以此北大學生養成一種奇特習慣，在講堂連桌並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談，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所以無論在政治或學術方面，人們說北大派如何，如何，與真相實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後，有少數學術性或政治性團體，如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國故社、共進社、民治主義同志會等。但每一團體多則一百餘人，少則數十人或數人，絕沒有一個能代表全體的北大派。因為北大主張學術自由，團體與團體，以及教員、學生，個人與個人之間，見解諸多不同，而且有時互相公開批評。如胡適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些可疑之點。梁先生在學校大禮堂公開講演，為他的見解辯護，並指出胡先生的批評欠當。同學易家鉞與蘇梅女士因見解不同，在報刊上激烈爭辯，乃至發有穢語，引起不少同學對之攻擊。故北大在學術上有許多小派別，但絕無一個北大派。同學對於教師，亦多不以其學術派別不同，有所好惡。只要其學識確實優良，對之同樣敬重。例如留英回國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學一年，與幾位留美而受同學歡迎的老教授，見解不合，辭職他就。有不少同學，對之依依惜別。傅甚感動，願無酬為之教西洋哲學史，我亦曾往聽過。梁漱溟先生教學時，對留歐美學者之見解，常有批評，甚至對全校擁護之蔡校長的論“仁”，曾有嚴刻的評議。蔡先生給“仁”的定義是：“統攝諸德完*格。”梁謂這種定義叫人無可批評，但其價值亦僅止於無可批評。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認為是曹雪芹描寫其家室與身世的一部小說。並批評蔡先生的考證，說：寶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謎，猶如有人猜“無邊落木蕭蕭下”為日字一般。蔡先生雖不同意梁、胡兩位的意見，但對他們的學問，非常讚許。故北大對學術研究，確是思想自由，但沒有統一的思想以成立一個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學旁聽，在吾國教育史上，實應屬一件大事。因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嚴。不但沒有男女同校的學校，一般娛樂場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記得有一對新婚夫婦欲同往城南遊藝園聽戲，但限於規定，不能並座。其夫異想天開，乃妝扮成女人，與妻同坐婦女席。不幸被發覺，警方以其傷風敗俗，竟將其夫遊街示眾！不但未受*指摘，衛道的人對警方之處罰，且加稱讚。故北大容納女生旁聽，現在看起來，何足驚奇，但在當時確係駭俗。以後曹錕、張作霖打倒安福系時，他們曾在宴會席上面告衛戍司令王懷慶說：聽說有個蔡校長讓男女同校，敗壞風俗，可拘押究辦。教育總長範源濂解勸說：“蔡是書生辦學，並無其他作用，請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當時允女生在男校旁聽，實是一件責任嚴重的大事。茲略述起初容納女生入學經過，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個甘肅籍女生鄧春蘭向北平報紙投稿多次，主張各學校應准許女生入學，引起報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評論。彼時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過。民九春有一江蘇籍女生王藍，請求入校旁聽，旋獲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請求。共收多少女旁聽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學系一年級受學，我們的班上，當時有三個女生，其座位縱排在一般學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