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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在研討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時，講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寶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錢大昕作的）。他說這應該是當時一位有地位的學者，但他多少年來注意考查這位李先生事蹟，卻除了這篇序外得不到半點材料。有一次，琉璃廠的書商，拿了張拓片到他那裡請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權威學者，當然不斷的託書商蒐羅典籍。而書商得到了一些不經見的圖書，無從估定其價值，也不能不去他那裡請求評定，可是如果經他一品評為珍品，那價錢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彷彿凸出來似的有著“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臉上卻不動聲色，淡淡的翻了翻，緩緩的說道：“不值什麼！”那書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沒用，求著他用*價收了。他繪聲繪影的說完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論到清代三部史學名著：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認為錢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趙著最差。所以就將趙著作為研究的物件，專開一門課，逐字逐句的審查，尋找裡面的錯誤。這一課雖以一書為中心，但牽涉的方面極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對證，有時發現不但趙甌北錯了，甚至連原書都錯了，所以趣味濃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觀的史實考訂，而將所有主觀的史論部分略了過去。也許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過刺激吧，每當講到史書中“再受禪依樣畫葫蘆”之類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說：“所以政治沒有意思啊！今天是這樣說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樣說法！”
不過這並不是他不注意國家興廢。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氣惡劣得很，“華北國”在醞釀之中，大家都煩悶而不安，朝陽門外日本兵打靶的槍聲“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紅樓課室中來，我們要求他對時局作一個指示。他沉沉的說道：“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的。北平市商會主席到日本去觀光，人家特別派了幾位商業上的領袖人物來招待，傾談之下，我們的商人什麼都不明白，連談話的資格都不夠，像這樣憑什麼去和人競爭？憑什麼能使人尊重？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就著各人所幹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在這上面，他的的確確做到了報國的地步了，在他所幹的部門內，不但壓倒了日本人，而且贏得日本學者的衷懷欽服。
北平陷後，我曾去看他，他說：“遲早還是得走！”一轉眼已是五年半了，他為著職務（輔仁校長）的關係，始終留在北平維持這最後一所大學。我今夜誠心的遙祝他健康，永遠保持著那超然的健鬥！
………【第四十六章 記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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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睹郁達夫、王映霞夫婦風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會見魯迅先生的宴會上。那次《自由談》黎烈文請客，一來約請經常寫稿的人歲首歡聚，隨意閒談，二則就為郁達夫夫婦餞行。那時達夫先生已經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場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們是在上海度過的，當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個多月，便是陰曆年底，家家戶戶，已在準備過甲戌春節了。
我和許多青年一樣，讀過名震一時的《沉淪》，不過說實在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