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大哥給的“護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裡。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除了陳三娘和幾個鄰居老太太偶爾來陪母親高興高興、說幾句吉利話外，沒誰來打擾黃成的坐臥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給他的“護身符”，後又作罷了，因他既懷疑它的效力，更覺得去主動投書很有點二次投降的卑賤。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訓而有了正確認識的人，他內心很不以為然。
信中所謂的正確認識，顯然就是聯派觀點。他覺得助教這人有點書呆子氣地主觀，因為現在他確確實實地什麼觀點也沒有了，說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個地道的蠢貨：助教如此誇他，只是為了保護他。
離開天安門廣場後，黃成腦子裡奇怪地變成了一片空白，與六六年秋天離開北京時的豪情滿懷相比，完全成了兩極端，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極其渺小。
見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兒子回來了，母親高興得腳下生風，開頭那幾天，草鞋都暫且不打了，成天進進出出忙碌，精心地籌辦一日三餐，豬肉或雞魚，是對兒子每頓必有奉獻（不知她去哪兒買的肉票，也不知要為兒子奉獻到哪一年），而且烹飪方法頓頓力圖翻新，盡力給兒子補養身體。
她不敢對兒子問長問短，更不敢過問兒子今後的打算，生怕又把兒子惹煩了，只是惟恐節儉地大肆揮霍著這兩三年積攢下的微薄積蓄。她認為；這點錢本來就是兒子沒在家吃飯而省下的；現在終於有機會仍舊花在兒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養兒子一輩子。
兒子沒心思回生產隊，母親高興，她盲目地希望兒子不再去那遙遠的鄉下當農民，更不要再*了，竊望兒子將來就在城裡找點零工幹過日子，城裡不少沒工作的人，不就是幹零工一輩子供家養口的麼。她還打算，末了再去借點錢添上，給兒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過了兩個月，黃成開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時是買菜，有時是看街邊的大字報解悶。群專部的人碰見他，或者老遠就移開目光，或者假裝無意地略微繞道，或者彷彿根本不認識他。
他回來後不久，林場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便轉移到林場總場附近的一個鎮上去了，而且又嚴管起來，所以，那些瀘州知青他一個也沒碰見，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煩。
在街上敢於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幾句的，幾乎全是與他個人私交較好的、聯派的同學，而且多半是從生產隊偶然回來的，大家都上山下鄉了，沒什麼派性成見了。
黃成碰見過一次吳玉蘭的父親。那永遠善意謙笑著的老人，迎面看見黃成後，高興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氣地微笑著，停步等候黃成。
老人想從黃成口中打聽點女兒的訊息，他以為黃成剛從外面回來，或許能知道一點女兒的情況。
女兒每個月按時來一封信，總說一切很好要爸媽放心，具體咋個好法卻很少寫。
這次已一個多月了，女兒還沒來信，他很著急，擔心有什麼事。
黃成佯裝淡漠地轉過臉，沒看見似的走過去了，面對陳營長的這個“老丈人”，不知該怎麼應對，更不知他要幹什麼，索性敬而遠之。
黃成在城裡已孤寂地熬了兩個多月，越來越煩悶。他驚奇地發現：一個人真正的家，原來竟是他的戶口和要賴以餬口謀生的所在地，否則，哪怕是在自己從小長大的環境裡，哪怕在親人身邊，時間長了，心裡也沒根沒底。
可是他又不想回生產隊。經過這段時間的風雨後，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熱情和志向，已於不覺中消失殆盡，而且，他直覺得群專部在放長線釣大魚，在等待自己的可疑舉動，說不定出城就要被抓，那就更麻煩了。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是被捆綁抓出來的，回生產隊去已沒臉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