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遲鈍、鬆弛這類與老態有關的東西都沒在韋澤顯現出來。這也不僅僅是韋澤一個人，整個光復軍的老一輩身上都有著此類的明顯特徵。
兩人坐下之後，汪海洋恭敬的說道：“都督，工作馬上就交接完畢，您對國務院的工作有什麼指示麼？”再過十幾天汪海洋就走馬上任，他此時來就是要做最後的請教。
“你知道為什麼要在第二年的時候進行總理交接麼？”韋澤問汪海洋。
汪海洋爽快的答道：“每個五年計劃的問題都會在頭兩年展現出來，下一任國務院能否執行完整個五年計劃，是執行而不是推翻重來，這是對政府對長期政策執行的能力的考驗。”或許是因為進入了自己的長項範疇，汪海洋在回答的時候從容不迫胸有成竹，反倒是給他增加了不少活力的模樣。
從履歷上講，汪海洋的整個過程很不錯。上學，畢業，考上公務員。先後當過浙江金華的縣長，浙江省工業廳廳長，浙江絲綢聯合會常務董事長，商務部歐美處處長，工業部機械廳廳長，商務部部長商務部黨委書記。這是位絲綢生產和銷售專家，對於浙江這個商品經濟很發達的省份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頗為熟悉。韋澤在政治局會議上支援汪海洋的時候表示，“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總理的方向就是能對這方面熟悉，才能夠為在轉型中遇到諸多困難的各省提供政府服務。”不管政治局的諸位對這話是不是理解，但是都督這麼講，大部分政治局委員都支援了韋澤的看法。
汪海洋此時還不知道韋澤的評價，他對自己人生的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要是早生兩年就能編入少年營，可少年營的下限是14歲，12歲的汪海洋被年齡卡在少年營之外，成為了小鬼頭們組成的兒童團一員。
“大國對於執行層面的穩定性要求極高，你也見過人民參與到政治行動中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推翻滿清改天換地不過是短短的十幾年。我想你也見過人民對政治沒任何興趣的表現，被壓迫到死，人民也只能忍了。是什麼逼迫人民不得不參與到政治中來？你怎麼看？”韋澤想看看汪海洋到底能說出什麼來。
這個問題可沒什麼已有答案，汪海洋思忖了片刻之後就答道：“國家營運出了問題，人民活不下去。而人民又找不到能幫他們解決問題的政府力量，所以人民不得不起來自己解決問題了。”
這個答案還能讓韋澤滿意，以他在21世紀造船廠工作的經驗，一看五年計劃裡面要對什麼產業進行支援，大家就知道某些部分日子要好過，某些部分的日子不會好過。政策直接與投資正相關，政策不傾斜，投資就會很緊。沒有投資，這些生產企業的日子自然就不好過。
“滿清從制度上只是個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完全沒關係，滿清歷代的夠上宰相級別的官加起來也不陪給你提鞋。你要面臨的問題更多更多更復雜，拿出信心來好好幹。”韋澤是鼓勵，也是他自己有些不自覺的擔心。
“都督，對於第四個五年計劃，您還是多給些指示吧。”汪海洋此行最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沒有具體問題，我什麼都沒的說。一定要我說，我只有說，好好幹，認真幹。”韋澤笑道。
對於大國來說，長期戰略的穩定性比什麼都重要。與五年計劃相配套的是黨政的選舉制度，從1869年開始正式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每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五年開始總結收尾並且制定新的五年計劃。光復黨中央也是五年一選，中央政府一屆同樣是五年。五年計劃頭兩年執行之後，就是黨和國家的再選，除了皇帝這個稱號是人大決議規定的所以不用再選之外，國家主席，黨主席，總理，包括軍委副主席在內的眾多位置都要進行一輪全面選舉。
“我一定會好好幹。”看韋澤並無特別指示，汪海洋也只能簡單的答道。雖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