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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被後世戲稱“丹書鐵券法”的法律規定，所有開國功臣，如果在解放全國之後願意放棄行政權力，每人根據退休時候的行政等級，級別最高的可以得到1862年銀本位貨幣制度下400萬的“退休金”。退休金是在正式退休之後分20年發放。如果退休後20年內死亡，那麼尾數將一併支付給開國功臣的合法繼承人。
不觸及重大刑法的話，開國功臣即便牽扯到了官司，他們開國功臣的待遇抵一次刑法。但是隻能抵消一次。
沒有記載進“丹書鐵券法”，但是在光復黨中央會議秘密決定中，不採取直接的蔭官制度，不過公務員體制裡面對開國功臣的子女有相應的優厚待遇。
開國功臣們得到了“丹書鐵券法”的保障，作為接受這豐厚報償的回報，也是出於中國人的文化道德的深厚積累，大家接受了韋澤提出的，“包括韋澤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朝人民必須依法守法”的要求。
光復黨全國代表會議此時兼任了“全國勞動者代表會議”的權力，也就是擁有立法權。這種“妥協”也的確讓這幫開國功臣們得到了安全感。連韋澤都要守法，而立法權又在光復黨全國代表會議手上。不管皇帝韋澤同志異想天開的搞出多少么蛾子，只要那幫大家弄不明白的文書工作由韋澤都督親自帶隊去幹，而不是讓大家一切陷入麻煩，大家就任由韋澤胡搞。畢竟，依法治國的話，這幫開國功臣們的實際權力是強化了。
譬如總理類似舊制度下的宰相，舊制度下的宰相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是貨真價實的二當家。而新的制度下，新政單位沒有立法權。在依法治國的制度下，沒有立法權的行政單位權力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這是韋澤用盡了說服力讓大夥接受的理念。
由於行政單位的降級，這幫大佬們不再為自己的派系爭奪總理職位，於是選出了主持廣東土改的廣東省委書記畢慶山出任了國務院總理。而國務院總理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光復黨、光復軍、政府，三方達成的統一觀點就是要在解放區全面實施土改。
在塵埃落定之後，韋澤把人事部部長韋昌榮叫到自家吃飯，他問道：“昌榮，你覺得如何？”
韋昌榮答道：“我覺得挺好。四叔你總算是安了大家的心。”
韋昌榮雖然是韋澤的侄子，卻比韋澤還大了三四歲。這兩人與其說是叔侄，其實更像是兄弟。掌握著人事部的韋昌榮是韋澤權力體制的三根支柱之一。另外兩根支柱中比較顯眼的則是在永安時期就跟著韋澤的全國政法委書記林阿生。韋澤沒有使用三權分立的理念，他敢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就是因為政法委同樣牢牢掌握在韋澤手中。
至於第三根支柱，則是韋澤非常看好的沈心，以及韋澤放出去負責淮南土改的王明山。這兩個年輕人只是代表性人物，還包括了龐聰聰在內的一眾的年輕人，他們或者從事政治，或者從事軍工企業。曾經極為龐大，權勢看似一手遮天的軍隊派系，此時被韋澤很巧妙的束縛在軍隊範圍之內。如果沈心這些年輕人能夠快速成長起來，韋澤就能在黨務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整個權力的構架也逐漸完整了。
“不過四叔，你提出的這個主權在民，倒是有意思。”韋昌榮對憲法的興趣比其他人高很多。
“我要是說主權在我，很多政策一推行，我就沒辦法處置人了。”韋澤答道。韋澤原來覺得政治制度就是扯淡，因為所有強大的國家無一不是有著強大的政府。行政權居於社會主導地位是所有強大國家的共同點。美國那種聯邦制，遇到29年大蕭條的時候，照樣聯邦權力極大擴張。
美國公務員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門所有工作人員，人數為2403萬人。法國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