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當時還特地去上海拜訪了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老先生，拿到錢學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錢學森緊緊握手的一剎那，錢學森百感交集：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從此，錢學森獻身於新中國的“兩彈一星”這一宏偉的事業。“兩彈一星”最初是指導彈、原子彈和人造衛星。“兩彈”中的一彈原子彈，後來演變為原子彈和氫彈的合稱。“兩彈一星”的實現，是中國國力迅速崛起的標誌，也是中國大國地位的象徵。
錢學森是火箭專家、導彈專家。“兩彈一星”與錢學森有著密切的關係：
“兩彈”中的導彈，海外稱為“飛彈”，其實準確地說，應當是“導向性飛彈”：在彈頭上安裝了炸藥，火箭發射之後依靠制導系統來控制飛行軌跡，以求準確命中目標，達到毀傷的效果。
“兩彈”中的另一“彈”，儘管錢學森並不參與中國核武器的研製，但是參與研製了核導彈。就導彈而言，彈頭裝普通炸藥的，為常規導彈；彈頭裝核彈的，為核導彈。核導彈的核彈頭屬於核技術，而用來運載核彈頭的導彈則是由錢學森負責研製的。
至於一“星”，那“星”——各種各樣的人造地球衛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製火箭，乃是錢學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為這樣，國外評論家指出，“由於錢學森的歸來，使紅色中國的‘兩彈一星’提前了20年。”
“懷疑的烏雲掃過我的頭上”（1）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竟然被美國“驅逐（deport）出境”，這令人憤忿的一幕雖然發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1934年錢學森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於1935年來到美國，他本來就沒有打算在美國工作一輩子。誠如錢學森自己所說：
我於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作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有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裡呆下去。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後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機會到了，應該回祖國去。
當時，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回到新中國，在透過羅湖口岸前夕，發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學的公開信》，使錢學森為之動容：“中國在迅速進步著。1949年的勝利，比一年前人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建立我們的工作基礎，為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鬥！”
不過，那時候錢學森在美國還有諸多未了的工作，他並沒有打算馬上回國。在跟朋友談起的時候，他也只是說，打算回國一趟，把父親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國——錢學森明白，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他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回中國之後就不再來美國了。
恰恰就在錢學森想走而未走的當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臨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錢學森正在洛杉磯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工作，兩個陌生人進來了。對方一臉嚴肅，出示了聯邦調查局的證件。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們宣稱，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錢學森是美國共產黨黨員，早在1939年就成為美國共產黨帕薩迪納第122教授小組的成員。他們對錢學森進行盤問。尤其是盤問他與他的朋友馬林納、威因鮑姆的關係。儘管錢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