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拖”的策略，無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時代中，讓錢學森腦袋中的那些導彈知識老化，變得陳舊，變得無用。
沒有被“驅逐出境”的錢學森，依然處於無限期的軟禁之中。導師馮·卡門最能深刻理解錢學森的性格和為人，他曾經在《中國的錢學森博士》中寫道：
此舉嚴重傷害了錢的自尊心。他去找杜佈雷奇①院長當面申述，沒有安全執照他無法留在噴氣推進研究中心繼續工作。他情緒激昂地說，與其在這裡遭受懷疑，寧願返回中國老家去。杜佈雷奇以好言相勸，希望他先保持鎮靜，並建議他就此事提出上訴。錢不想上訴，他覺得在當時那種緊張氣氛下，一個僑居的中國教授難打贏這場官司。更何況他秉性高傲，認定沒有必要去向美國司法當局申述自己不是共產黨人。我想，在當時情勢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經為匈牙利短命的庫恩·貝拉政府幹過事而誣陷我，那麼我也會作出和錢同樣的反應。
在足球場上，球員避開對方盯梢的辦法是不斷移動自己的位置。為了儘量避開美國聯邦調查局監視的眼睛，錢學森不斷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籤一年。到期後就搬家。那些從海關退回的總重量達800千克的8個大木箱，錢學森再沒開啟過，一直放在那裡，以便一旦有機會離開美國，隨時可以再度交船託運。夫人蔣英還準備好三個手提箱，放著隨身用品，一旦獲准回國，可以提起就走。
在軟禁期間，錢學森仍不時受到移民局的審訊，審訊的主題一直是為了確證錢學森“曾經是美國共產黨員的外國人”，而錢學森自始至終否定。雙方對峙著，僵持著。
有一回，檢察官突然掉換了一個角度，問錢學森道：“你忠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錢學森答道：“我是中國人，忠於中國人民。”
檢察官追問：“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麼意思？”
錢學森答：“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當時，中國的總人口為四億五千萬。
檢察官又問：“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麼我問你：你是忠於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於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忠於誰的原則了，我將根據自己的原則作出判斷。”
檢察官問：“你在美國這麼長時間，你敢發誓說，你是忠於美國政府的嗎？”
錢學森答：“我的行動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美國做事。”
檢察官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說：“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在工程控制論中閃光
失去了安全認可證，錢學森無法從事原先與軍事相關的噴氣推進研究工作，他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一片嶄新的領域——工程控制論。
工程控制論與美國國防機密毫無關係。錢學森似乎在向美國聯邦調查局表明，他完全改行了。
回憶工程控制論的研究工作時，錢學森曾經這樣說：
研究工程控制論只是為了轉移美國特務們的注意力，爭取獲准迴歸祖國。當時並沒有想到建立一門新學科。
對於錢學森來說，時間就是生命，他不願把時間荒廢在不知道終點的漫長的等待之中，而是抓緊時間從事新學科的研究。
是金子，放在哪裡都能發光。錢學森把蒙受冤屈的痛苦擲在一邊，全身心投入工程控制論這片待開墾的處女地。他的思緒放馬馳騁，縱橫捭闔，不時閃閃發光，不時有所斬獲。
控制論是法國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安培在1834年提出的，最初的定義是“管理國家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