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山西軍馬來會合。
因此，如果以先後順序作為考查資格的唯一標準，捷足先登的苗傅顯然略勝一籌。
據《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記載，“上（指趙構）初開府時，傅（指苗傅）為右軍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
宋高宗趙構在去當時的“南京”應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之前，由於沿途歸順者不絕如縷，因此又對元帥府初立時的前、後、左、右、中五軍進行了重組。苗傅大約在此時被任命為一個方面軍的最高長官——右軍統制，職務應在王淵之上。
但趙構在河南商丘登基後，設御營司來統領軍隊，原本沒多大名氣的王淵卻因與大宦官康履多喝了幾杯幹喝不醉的假酒；據說又扯上了剪不斷而且越理越亂的老鄉關係而過從甚密，再加上老王又比較會來事地舉雙手贊同“南遷”（指將首都遷往南方，放棄中原的意思），因此被任命為御營司都統制，成為了當時武將中的最高軍事長官。
雖然劉正彥的資歷尚淺，而且曾經受到過王淵的舉薦、提攜，按理講應該成為老王的“鐵桿粉絲”。但，小劉也犯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這個比較古老的錯誤。劉正彥自以為招降流寇丁進有功，可所受封賞卻甚薄，因此也埋下了對領導不滿的種子。
1129年2月，金軍奔襲江蘇揚州的宋廷。由於王淵等人將長江上幾十艘備急的大船挪作他用，致使十幾萬軍民無舟渡江，造成了慘絕人寰的“揚州慘案”……
1129年2月，宋高宗趙構一行進入浙江杭州後，雖然罷免了左、右丞相黃潛善、汪伯彥的官職，讓這哥倆暫時成為了草民，但“揚州大潰”的主要責任人之一王淵卻被提拔為“籤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正式步入了可以讓苗傅、劉正彥這哥倆可以氣爆眼球的宰執行列。
老王的再次升遷直接激化了蟄伏已久的矛盾……
願做黨的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2）
1129年3月，苗傅，劉正彥利用軍民對朝廷不滿的情緒發動軍事政變，宋高宗被迫退位，王淵等多人被害身亡……
南宋建立之初基礎薄弱是兵變的基礎；苗、劉二將對自身待遇不滿、張俊等領兵大將遠離杭州、軍民對宦官參政積怨已久則為此次兵變“創造”了有利的先機；“揚州大潰”、王淵提升則是兵變的直接導火索……
當時在吳江一帶駐防的張鐵山，成為了平叛最積極的三個將領之一（另外兩個是韓世忠、劉光世）。老張率領八千將士退回今天的江蘇蘇州一帶，同禮部侍郎張浚會師。在平叛的三支主力軍中（另外兩支是韓世忠、劉光世），張鐵山的軍隊是第一個趕到案發現場的，所以被“很受傷”的趙老九譽為“首倡勤王之兵”。
從苗、劉兵變被迅速*的全過程來看，此次兵變只是某次拍腦門後產生的反映，絕非蓄謀已久。例如：
１。兵變僅僅侷限在杭州，形如坐以待斃；
２。沒有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主張、沒有與各地官員取得聯絡，完全處於個體戶的單幹狀態。
因此，此次兵變似乎只能用勇氣可嘉卻不可取來聊以*。
當然；“苗、劉兵變”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例如：有亂政之嫌的大將王淵、宦官康履相繼被殺、高宗趙構暫時被廢，都是咎由自取，甚至可以用死有餘辜來形容。因此；也堪稱是對投降派君臣們進行了一次“零距離”的警告。
但是，在金兵嚴重威脅南宋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頭而禍起蕭牆，無異於“親者痛、痛者快”。張俊等諸大將非常堅決地起兵平叛，雖然主觀上有一定邀功受寵的意識，但在客觀上也的確起到了折衝禦侮的歷史作用。
第二：能夠看清方向；充分認識到站隊的重要性；關鍵時候知道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