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了，全被刷下。去的人都是老兵一般年紀的人。
出發前一天，老兵找我。
“我們這次要發展你入團了，我是你的入團介紹人。你這一年的表現很好，是一個合格的共青團員。”她接著說：“你不嬌氣，就是有的時候還比較清高。”
老兵，我怕你（3）
我楞了，頭一次聽老兵這麼誇我。
“你要學文化，知識就是力量。”我可是正規學校出來的啊。老兵拉拉我的辮子：“你頭髮總是編不好，不如剪短髮好看。”
老兵她們走了。我才知道，她們參加的是核試驗。
半年後她們回來了。
看到老兵，我衝上去，抱住她。真瘦啊，肩膀上全是骨頭。
老兵立了二等功。
她對我說：“磨菇雲還沒散我們就牽著狗衝進核爆區了。我們就穿著雨衣解放鞋，戴口罩。狗一個多星期後差不多都生病了，消化道出血，是核輻射病。”
我說：“你們呢？”
“我這不是好好的嗎？革命軍人，祖國需要的時候，就是獻身的時候。”
老兵懷孕了，每天吐。我和葦跑到海邊討小海、弄點海蠣子。來回五里地。老兵就想吃這個，吃著就哭，問她哭啥？不說。葦告訴我，她是想丈夫了，是啊，那個高炮參謀休假以後就沒來過。
老兵臨產了，又哭又叫。天快亮的時候，生了。孩子一出來，我們都嚇一跳：無腦兒。只有一張臉，後腦勺是平的，出來就沒有呼吸。
老兵躺在產床上問：“怎麼不哭呢？”
嬰兒被護士長蓋在手術巾下頭。根本不敢再多看一眼。
老兵被推到病房去了，所長站在她面前說：“你不要緊張，孩子有缺陷，是一個無腦兒，已經搶救無效死亡了。”所長真行啊，一口氣把該說的都說了，鈍刀殺人更疼啊。
老兵哭了，很小聲地哭：“對不起，對不起。”
她對不起誰呢？
我到軍校校學習去了，老兵送我。大榕樹下，海風永遠吹著榕樹的氣根，晃著，春夏秋冬。
“到哪裡都別忘了咱們所裡的榕樹，你的名字裡也有啊，它生命力可強了。”老兵說。
我朝老兵敬了一個標準軍禮：五指併攏，中指對著帽沿邊，四十五度。
老兵笑起來：“你的軍禮很漂亮。我帶的兵軍禮行得最好的就是你了，真是軍人後代，好樣的。”
這是我聽到的老兵說得最多的表揚話。
2006年11月。戰友小磊從北京來電話說：“記得老兵嗎？”
“怎麼不記得？我最怕她了。”
“她死了，腦腫瘤。”
我糊塗地握著手機。
小磊告訴我：老兵的男人早就同她離婚了，老兵一人回到北京，得了腦腫瘤，最後是戰友陪著的。
我問：“她說了什麼話沒有？”
小磊說：“一直昏迷，哪裡有什麼話？清醒的時候說過，挺想她帶的那些小兵，特別是你。”
我找了一個地方放聲大哭。老兵。我知道，一起參加核試驗的同志，你不是第一個去世的。先走的人都是惡性腫瘤。
老兵。我很怕你。老兵。我很想您。
在常人看來，有的時候，醫生就是在用科技延續著病人的痛苦。可是，你能讓一條命就這樣輕易放棄嗎？即使親屬要求也不行啊。於是痛苦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的時候，麻木便由然而生。這種麻木是很令人心酸的，對病人對醫生。為了那些需要救治的人。動物就不得不出面擔當死亡的先頭部隊了。
經歷過死亡的人，大都不肯接受對生命的人為摧殘。職業軍人可能是個例外。這是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