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楊漣與高攀龍說陛下要求在《大明律》中把律條儘可能註明，今後判案要以律條為尺，頗有不妥。而在刑罰上又取消了大部分懲戒之刑，動輒抄家苦役，似有法家之嫌，後世難免要有……暴政之嫌……”
王安確實不是裝可伶，說之前先從懷裡掏出個小紙條，一字一句按照上面寫的說，不敢有半點疏漏，更不敢隨意加上自己的隻言片語，僅僅就是轉述。尤其是說到最後四個字時，兩條腿已經有了微微抖動。
“坐下……朕說坐就坐，趁熱把可可粉喝了。他們倆處心積慮的逼著你來給朕說這些，是不是也怕被抄家苦役？
別忙著否認，朕覺得肯定是。在大部分朝臣眼中，朕是個喜怒無常，殺戮成性的君王，就算還沒人說暴君，估計也差不太多了。
既然都快是了，那朕還會顧及身後事嗎？來，朕口述，你記錄，帶回去交給他們，免得以後再來騷擾你。”
被臣子如此評價，是很多古代帝王的大忌。即便真是殺戮成性的帝王，比如朱元璋，也絕不願被人說成暴君，誰敢說，大機率就真要被暴了。
楊漣和高攀龍還算比較瞭解自己的大臣，可他們依舊不敢當面這麼說。可又忍不住想忠言勸諫，於是就找了個最不容易被皇帝記恨的人來代言，比如王安。
不得不說的是他們找對人了。只要王安不當謀逆主犯，哪怕參與了，自己也會法外開恩予以赦免。還不會把他趕出宮去自生自滅，可以繼續在宮裡當個閒差。
沒什麼太複雜的原因，如果沒有他當年的迴護，自己會不會夭折先不提，肯定會吃不少苦。也大機率不會那麼容易搭上陳炬，在登基之初就能牢牢把控住後宮。
皇帝是很無情，自己可能比普遍意義上的皇帝更無情，但還是有點底線的，對於沒什麼危害的功臣，主要以寬懷為主。
“朕不太懂法家或儒家是個什麼樣子，只知道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想管理好國家不能寄希望於君主永遠聖明，得依靠律法。
韓非子說過：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朕以為很有道理，故而要求在制定律法時務必要使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怕只上過幾年私塾，認字不是太多，沒讀過聖賢書的人也能一目瞭然。讀出來，更要讓目不識丁的百姓也知其意。
儒家追求人人都做好人，未免太理想化了。本朝二百多年，金榜題名者成千上萬，其中可有幾個能被稱為好人？人前顯聖，人後齷齪者比比皆是。
法家不追求人人都做好人，只要求人人不做壞事。所以法家在設計律法時會把帝王設想為平庸的人，然後用律法去代替君王管理國家。相比較起來法家更容易實現，儒家只能存在於幻想。
不要因為法家嚴苛就否定一切，也不要因為儒家中庸就肯定一切。朕既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雜家，取萬家之長，誰有道理就用誰的，哪句話有道理就聽哪句話的。
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朕想不起來這句話是誰說的了，但堅決不想這麼幹。管理國家不能以方便不方便、省事兒不省事為準則。更不能以愚弄、恐嚇民眾為方法。
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不畏上。這才是朕對《新大明律》的要求。
律無鉅細，想到了就明確寫出懲罰範圍和方式。不需要一次修訂百年不動，今後每年都要對《大明律》進行小範圍修訂，隨時增減新律條和舊律條。
刑部與大理寺從今年起成立常設部門，參考往年判案卷宗修訂律條。如人員不足可上疏陳情，朕會從都察院和翰林院酌情調派。”
那該不該問呢，洪濤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