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穩惡變。官僚主義、貪汙**猖獗。另一方面，為了贏得威信，對外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到勃列日涅夫統治後期，蘇聯國庫已經變得空虛乏力，國家經濟停滯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儼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停滯社會主義”。
在勃列日涅夫之後，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先後上臺，必須負責任地說。這兩人，尤其是安德羅波夫。是一個有卓識遠見的領導人。他們都認識到了蘇聯的社會問題是何等的嚴峻，因此。他們不但試圖下大力氣、出重拳打擊國內的**問題，而且前者還試圖從自己的鄰國身上吸取些經驗，例如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很遺憾，這兩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羅波夫執政僅僅十五個月，便因腎病猝然辭世。而他的接任者契爾年科，僅僅在位十三個月便一命歸西了，因此，他們的主張和政策，都沒有來給有效地實施頒佈。
在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之後，就是聲名卓著的戈爾巴喬夫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位偉大地、成功的、功業不菲地蘇聯領導人，他的功業可謂是舉世共睹、千古長存，同樣的。他還是蘇聯歷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領導人。在位幾年時間內，這位領導人做了一件最為驚人的大事，那就是解體了輝煌七十四年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從而將蘇聯的國民，從蘇維埃地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
不過前蘇聯的大多數國民似乎對這位解救了他們的領導人頗具敵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羅斯聯邦大選中，參選的戈爾巴喬夫竟然只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選票。這還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之後，俄國家杜馬以“導致蘇聯解體，是我們所遭受地苦難的罪魁禍首”為罪名，向這位和平的前蘇聯末代領導人提出了刑事訴訟。
歷史是真實地，它是最無情也是最客觀的老師，《新唐書魏徵傳》有云：“以史為鑑，可知興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個資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國家方面，他沒有什麼充足的、可以拿來炫耀的資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個絕大的優勢，那就是他有著對蘇聯社會、政權、體制弊端的充分了解。既然認識到了這些弊端，那麼楚思南也就等於是比別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從杜絕這些弊端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去實行自己的構想。
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楚思南決定將目光首先調整到三個方面上，即經濟調整、政治整頓、軍事恢復。
軍事的恢復比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東西兩個戰線上，蘇軍的後續攻勢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以求能夠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結束這場該死的戰爭。當然，軍事的恢復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在楚思南的考慮中，當戰爭結束之後，為數數百萬的蘇聯紅軍，有必要經過一場徹底的重組。毫無疑問，在歷時數年的戰爭中，蘇聯紅軍的數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擴充，但是與此同時，軍隊的素質也大幅度下滑。按照楚思南的構想，一旦戰爭結束，蘇聯紅軍的數百大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裁減，那些戰鬥力薄弱抑或是因減員之故而構不成編制的部隊，必須裁撤下去，而那些因體格等因素不適合從軍計程車兵，也必須復員回鄉。這是一舉兩得的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提升部隊的戰鬥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節省軍費開支。
在政治整頓上，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思想上的整頓，一個是從政者行為的整頓。前者，旨在杜絕“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當政時期殘留下來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餘毒。楚思南認為，只有做好這一步工作，才能使蘇聯做好迎接戰後國際共運的準備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國際共運，是對別國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蘇聯模式的強行傾銷。很顯然，這不利於國際**力量的團結，也不利於**世界的和諧，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