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兩個詞——至少按照阿弗納的理解是這樣——描述了因地理位置不同形成的品質，也描述了因精神狀況不同形成的品質。加里西亞位於古老的奧匈帝國最東部的波蘭省，繁衍了排外、腐敗、自作聰明、狡詐、低賤的猶太人。不可否認的是，加里西亞人也聰明、足智多謀、堅決果敢。這一點，阿弗納不否認。他們也有很強的幽默感。就個人而言，他們勇猛無畏，對以色列也全身心投入。但是，他們總是詭計多端，對好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們欺騙，撒謊，現實，缺乏信念。他們像膠水那樣黏著對方。他們常常使用的詞彙是“照顧好自己”或者“麵糰布丁要均分”之類。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全都來自加里西亞。但是，如果他們有這些特性，他們就是加里西亞人。
“野客”主要來自德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阿弗納的父母就是這樣。但無論他們來自哪裡，他們都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他們被其他猶太人同化了。他們沒有居住在猶太人居住區。他們幾乎沒有被獵取的動物那種求生的本能，那種加里西亞猶太人為了生存養成的惟利是圖的天性。“野客”彬彬有禮、守時有序、乾淨整潔。他們家有藏書，他們聽古典音樂。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些加里西亞人也讀書，也聽音樂——“野客”對歐洲文明的看法與他們截然不同。他們希望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斯堪的納維亞，有許多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曲子，有許多藝術館展示倫勃朗的藝術作品。
“野客”對公民道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緊缺時代，他們希望什麼東西都定額供應，然後井然有序地排隊去獲得。他們隨時準備接受命令，或者釋出命令，而不是讓別人來組織安排，投機取巧。他們也許有點自負，但守時有序。在“野客”居住的偉大的那海瑞亞市，他們建造的一排排樓房，整潔有序，毫不雜亂。在很多方面，他們比德國人更像德國人。
阿弗納知道加里西亞人的宗族意識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他們只顧自己——這個非常實際的詞彙“自己”意指東歐的猶太人，主要指波蘭人，也許還有俄國人。他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圈子。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機會都被他們得到了。集體農場的領導權在他們手裡——似乎永遠在他們手裡。在應該送誰的孩子上醫學院這樣的問題上，當然分數和年齡都沒關係。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當然非常民主：集體農場開大會投票決定，但是，最後得到這個機會的人肯定是加里西亞人。
不管是否準確，這種看法——或者如阿弗納所說的覺悟——在農場時漸漸形成，而且越來越強烈。入伍以後，他一直持這種看法。在以色列，掌權的都是加里西亞人，其他猶太人——德國人、荷蘭人或者美國人——掌權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亞人想得出辦法的話，東方猶太人幾乎沾不上邊。
阿弗納持這種看法並不是說他感到沮喪、生氣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們競爭。他要在加里西亞人自己的遊戲中打敗他們。他要成為一個無可匹敵、鶴立雞群、戰無不勝的人，最終成為眾人之首。也就是說，戰勝加里西亞人，戰勝集體農場的農民。無論他們有多麼聰明、多麼偉大、多麼堅決、多麼厚顏無恥，他都要打敗他們。
也許要步父親的後塵了。
對一個沒有希望取勝的人來說，要被以色列接納，只有一個辦法。即使對一個在內心裡覺得只有在法蘭克福才更像在家裡的“野客”來說，也是這樣。這個辦法就是成為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一個身處險境的哈茲翁，一個力挽狂瀾的荷蘭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納在集體農場的最後一年，他才發現父親是個秘密間諜。實際上沒人告訴他。如果有人告訴他，那個詞也不是“間諜”。他母親也許說過，你爸爸在為政府工作。別人說的時候，很可能會不自覺地把聲音降下來：噢，你知道他在給誰做事嗎，給“穆薩德”。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