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在修行上，張伯端反對形式上的出家離俗，隱避山林。而主張“大隱隱於市”，他似乎也無意建立教團。他本人就是自幼好老莊而非出家的道士。南宗直至五祖白玉蟾，始開始有云遊道士，也組織了南宗自己的教團組織。從蘇軾的道教養煉方式表中可以發現以下現象：首先蘇軾幾乎涉及了道教發展數千年來所有的煉養方式。不論是丹鼎派還是符籙派，不論是內丹還是外丹；不論是服食藥物，還是煉養丹砂；不論是吞嚥津液，還是屏閉呼吸；不論是按摩，還是飲食；亦或是修性修命，還是性命雙修。蘇軾都殷勤的探討，小心的實踐。而這些煉養方式絕不是哪一個道教門派一時所能夠全部擁有的，也是不可能在不同的教派之間互相交流傳播的。這從蘇軾獲得這些方術的途徑也可以得知，他的途徑有三：讀過全部《道藏》。（事見《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讀道藏》）；以懇切的態度從道士那裡獲取，包括一些外丹的煉養、氣息的搬運、津液的吞嚥等等；從生活經歷———讀百家書、膜拜求籤、行醫經驗等處獲取，包括性情的修養、籤言的理解、醫藥保養以及生活的體悟等等。其次用自己親眼所見、卓有功效的按摩、搬運、胎息等進行養煉。不僅如此，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醫藥學者，他用自己的知識與經驗得來的養生原則絕對而嚴格地控制著自己的飲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並且不自私，不隱藏，毫無保留、熱心地介紹給自己的朋友，甚至政敵。再次蘇軾重視對於生命的愛護，但更重視對於心性的修煉，也就是在執行性命雙修的同時更服膺於“性”的修養。
從他煉養的選擇態度來看，他是一個道教徒的實用主義者。蘇軾對於道教可謂終身迷戀餘秋雨《蘇東坡突圍》只說佛教的力量，“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其實道教也是功不可沒，蘇軾用道家的與世無爭，清淨無為來顯示自己的置身事外，擺明一種姿態給當局者看。《送沈逵赴廣南》中言：“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裡……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蘇軾大多數的道教煉養方式也肇起於斯時，《與劉宜翁使君書》說：“軾齒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然一事，胸中廓然，更無荊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蘇軾文集·第四十九卷》）在黃州時大量的書信可以證明這一點。
翻開他的文集，可以說不但道家的學說思想，而且道家人物、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也俯拾可得。少年時有“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屈原塔》）對於名聲富貴的思考、有“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都山鹿》）對於生命社會的慨嘆。老年時有“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對萬物的洞察，有“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和陶讀〈山海經並引〉十三》）對歸路於道家的訴說。對道家名詞、人物、道場的運用就更多了，《王頤赴建州錢監求侍及草書》一詩中“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引用了方瞳翁這個人物、“河東”、“挽水”、“灌腦”、“丹砂”這些道家名詞，“勾漏”這個道家的三十六洞天；道家人物還如“列子御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張安道樂全堂》）中的列子、莊子；“東坡之師抱撲老，道華亦嘗啖一棗”《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蘇東坡謫居惠州，前後四年時間，但“杖履羅浮殆居其半”。他和兒子蘇過在葛洪煉丹灶附近搭起一間“東坡山房”，並在山房附近煉丹。
東坡希望象葛洪一樣：“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榮華”，入名山以求長生之道。他崇尚葛洪說：“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