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200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伊朗國家情報評估機構所做的一份總結報告為例，探討了官僚主義的危害性。這份報告聲稱，伊朗已經在2003年停止了核武器開發，美國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伊朗並沒有重啟核武器開發的計劃。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次重大的誤判。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最後，我們經過多次討論，話題最終落到了美國國家情報部以及這個新的強大的官僚機構給美國中央情報局帶來的繁重的、成效頗低的資訊要求、管理指令和預算規定等問題上。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賴斯要求由轉型外交顧問委員會來解決人員招聘、資訊科技系統，以及該委員會與政府其他機構，尤其是美國國防部的協調合作問題。之後，我們審查了美國國防部內部一切變革所需要的審批流程。結果發現，這些流程幾乎令任何改革都難以推進。蓋茨部長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職責》（Duty）中也指出了這個尖銳的問題。我們針對這個棘手的問題討論瞭解決方案。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英勇計程車兵們面臨著絕望，基本的生活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但就在這種時候，美國國防部卻能心安理得地大量斥資以穩固五角大樓裡的官僚主義作風。前線士兵與後備力量的比例跟以往一樣混亂，雖然各級領導者都在絞盡腦汁地改變這一點。我們還開展了一項特殊的專案，旨在推動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防部與商界的親密合作，從而進一步實現美國在全球熱點地區問題上的目標。
這項工作的難度很大，但讓人振奮。能有機會為我所敬仰的人士效力，我感到三生有幸。這一經歷進一步驗證了我的觀點：人就是人，有組織的地方就會有官僚作風，無論是在企業還是在政府部門，都不可避免。變革就是變革，難度都不小，尤其是在大型組織機構內部，存在眾多無形的地盤派系鬥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和不容侵犯的底線。如果無法在聯邦政府機構進行成功變革，官僚主義體系將會耗費這個國家更多的財力和物力，工作成效無法提高，甚至不斷下降。官僚主義的本質就是如此。
我涉足政壇，是因為我知道政界人士制定的政策會從很多方面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需要激發民眾的潛能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治癒傷口，允許每一個美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能過上有尊嚴、有目標的日子。我們需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和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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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我在美國國防部和情報機構工作的時候，約翰·麥凱恩參議員的助手告訴我，參議員想見見我。我和約翰相識於2000年，當時我去美國國會為網路稅收問題做證。約翰當時是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的領導人，他完全認同我的觀點。我們雙方都想要保持網路創新的自由。如今，約翰正在參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但情況不容樂觀。他很不開心，從他的做法就能看得出來。他不再賣力地籌款，與顧問們的意見也大相徑庭。出於經費考慮，他不得不解僱了一半的競選職員。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稱他為“爭奪者”。
我去約翰的辦公室和他見面，他希望我出面幫助他完成美國總統競選。我雖然非常敬仰麥凱恩參議員，但這個請求還是令我有些猶豫。我從沒答應過參與競選這種事情。作為公司的執行長，我一直堅信，我所代表的是公司裡的所有人，不應該陷入派系鬥爭中。然而，就在我讀完約翰的回憶錄《父輩的信仰》（Faith of My Fathers）後，我非常支援約翰的競選理念，我也相信，透過競選，我能更好地發揮個人才能，積累經驗。所以，我答應了。很快，我就和約翰同舟共濟了。
2007年的夏天，我們的競選活動開始了。直到這時，我才發現其實我們的競選活動規模小得可憐，經費也少得不能再少。我們住的都是經濟型酒店，隨行的人員不多，參議員得自己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