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房裡寫作，“聊慰破碎的心”。在紐約時，他關在阿爾貢昆旅館的房間裡，喝個酩酊大醉、人事不省。吉姆·迪瓦恩發現他多日不露面，回憶《喧譁與騷動》寫完後的表現，展開搜尋；找到他時，只見他身穿內衣褲、人事不省地躺在地板上，空酒瓶滿地皆是。這一回，不僅虛弱無力，背上還有三度灼傷，就在腰上方，顯然是長時間倒在暖氣管上所致。
迪瓦恩找了一個醫生和幾個朋友一起護理福克納，才康復幾天，又露出情緒緊張的跡象，迪瓦恩優急萬分，問他想見什麼人，答曰想見朱厄爾·塞爾或者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聞悉老朋友的要求便過來，坐在他床頭，輕聲地閒聊。這種情景和需要，安德森從未親身經歷過，卻十分理解。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
一俟福克納可以乘車長途旅行時，迪瓦恩送他回山揪別業，陪他住了幾天，等他體力恢復。“我感覺稍為好了些，”福克納寫信給羅伯特·哈斯說，“背傷恐怕還要一段時間。”養傷實際所花時間比他預計更長，多次刮肉，幾次植皮，感染化膿，吃足苦頭，留下永遠不褪的疤痕。然而，不出幾個星期，他又寫起小說，叫作《如果我忘記你，耶路撒冷》，後來改成《野棕櫚》。
寫完後，他請貝內特·瑟夫給三個人各送一份：吉姆·迪瓦恩、舍伍德·安德森和梅塔·雷布納。
創作起先還順利，晚上痛得不能睡時便起來寫，這是《我彌留之際》以來第一次在夜間寫作。雖然1938 年的速度不如1929 年，但是恢復和重新投入寫作不如他擔心的那麼困難。“小說進行得相當順利”，12 月寫信告訴哈斯，還補充說可望於5 月完成。後來疼痛加劇、寫作減慢，只得修改指標。
寄打字稿給蘭登書屋時已是6 月底、不是5 月初。
小說以寧願犧牲安全、體面和錢財，追求愛情的夏治特·裡登邁耶和哈里·維爾伯恩開始。兩人對生活的要求極高，偉大的摯情人多半如此，付出的代價慘重。
彷彿為了強調兩人命運之悲慘，福克納以情史的結束來開始，語言和情節痛苦、悲憤、近乎歇斯底里。夏洛特躺在密西西比河畔一間破木屋裡，哈里給她打胎失事而奄奄一息。哈里束手無策，請來一位老醫生，老醫生非但沒有救活她，還把哈里送上法庭。夏洛特和哈里不僅失去了自願拋棄的錢財、體面和地位，還失去他們珍惜的東西：夏洛特的生命和哈里的自由。
福克納發現復洛特和哈里的哀史後，覺得“還缺少些什麼”。尋找彌補時，作出一個決定，或者說有了一個發現，把傳統小說寫成實驗小說。他開始寫《老人》，作為《野棕櫚》的“對位”，倒不是要同前一篇故事唱對臺，而是尋找擴大環境、控制強度的途徑。按章次的單偶數交替寫作兩則故事，主題和敘述或平行或轉位。
哈里·維爾伯恩原來在醫院的井然有序、安全可靠的世界中，高個子罪犯原來在牢房的空蕩蕩的有限空間裡。哈里接到赴宴的邀請，高個子罪犯遭到洪水，兩人就此被丟擲蟄居的單純生活。兩人都被古怪的女人糾纏住，進行危險的冒險。主要的糾葛和誘惑都來自女人，兩個男人中的一個接生了一個孩子，一個笨手笨腳地給女人打胎。最後都進帕奇曼監獄。
高個子罪犯顯然是傳統式英雄，面對洪水和命運施加的種種險情，表現得智勇雙全，“做了該做的，對付了該對付的”。儘管如此，他的形象仍覺矮小，主要因為他尋求的平安是空虛，他事奉的信條是單純。年輕時看偵探雜誌，種下一個錯誤的概念，訂了一個愚蠢的計劃，提著一盞郵購所的燈籠，拿著武器和手中搶劫火車。
上了偵探小說的當，後來又上了一個他企圖以英雄和金錢打動芳心的早熟姑娘的當，感到幻滅、萬念俱灰；只念叨著再也別捲入生活，別問津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