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存需要的多樣性，以及人與人的千差萬別的不同個性，都要求思想應該自由。
“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6）
李大釗認為，思想自由的主要內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舉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指出，不許出版或實行文字獄，禁止不了思想的傳播，如革命時代的巴黎，“攻擊時政之小冊，傳佈街巷，正如蝴蝶，非復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國關於出版，初行檢閱之制，然檢閱由於官吏一人之偏見，每多失當，最足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類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來以政治之權力，強迫人民專信一宗，或對於異派加以壓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敗者”。中國的專制政體雖經推翻，“而專制之思想尚復瀰漫於社會”，大學課堂上，既講諸子百家之說，也講醫藥卜巫之術，有助於衝破思想牢籠，發展國家文化 。李大釗寫這篇文章時，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但他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及指出檢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還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說李大釗早期談論思想自由的文章，還存有理性化傾向，那麼五四運動以後，做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再談思想自由問題，則更顯示出現實的針對性和理論上的尖銳性。如他於1919年6月寫的《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異端邪說”，當民眾還不認識時，強行禁止，只有壞處，沒有好處。這種做法，等於把壞東西隱藏起來，不讓大家看。人們再碰到壞東西，還是容易誤信，更危險。因此，信仰錯了，“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遠好得多”。李大釗結論說：“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我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藉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
李大釗於1921年1月寫的《自由與秩序》，針對“個人主義”者要求極端的個人自由，把個人與社會完全對立起來，而某些“社會主義”者極力重視秩序，限制和扼煞個人自由的傾向，著重談了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的關係。他不贊成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離於個人，無所謂社會；離於社會，亦無所謂個人”，試想一個人如果從生下來就離開社會的環境，到一個荒無人煙的海島上，那就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自由可以選擇。而“社會若完全抹煞個性的發展，那社會必呈出死氣奄奄的氣象”，不動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麼秩序？自由，是個人“保有寬裕的選擇機會”。秩序，是“使其中的各個份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自由與秩序的關係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種人都能保證享有自由的一種合理的安排。
五四時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對李大釗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補充。他於1919年12月1日寫的《法律與言論自由》，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闡述了法律與言論自由的辨證關係，現摘錄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
的言論自由，並且不宜壓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論自由’。法律只應
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
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
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
法律，絕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時代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正是發揚了思想自由的精神，並且在如北京大學這樣知識分子密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