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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慶年間，明朝的袞袞諸公終於是逐漸意識到了一個嚴峻現實，那就是——朝廷恩養藩王的開支過於巨大，國庫已經難堪重負——於是就出臺了著名的《宗藩條例》。
《宗藩條例》的內容總計有六十七條，其核心內容有三，其一是嚴格控制藩王們的妻妾人數；其二是提升藩王子弟的賜爵標準；其三，則是對藩王們的開支進行財政核算，削減大筆無用開支，減少原定的俸祿數額。
從那以後，藩王們從襲爵、賜田、再到日常開支，皆是受到了嚴格監管，曾是短暫壓制了藩宗們的揮霍無度，也曾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朝廷供養藩王的負擔，釋放了一定的民力。
然而，政策固然是有了，但執行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實上，自嘉慶皇帝頒佈了《宗藩條理》以後，效果僅是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後繼的諸位明朝皇帝很快就把《宗藩條理》拋在腦後、視若無物，為自己的兒孫賜爵封地之際依然是格外的出手大方，生怕他們那些腦滿腸肥、不學無術的子孫會受到委屈。
以萬曆皇帝的四弟潞王朱翊鏐為例，封藩之際所賞賜的土地面積竟是高達萬傾之多，隨後又透過“奏討景王遺業”的手段將名下田產擴張到了四萬傾之巨，近乎是佔盡了湖廣的全部良田；
再等到福王朱常洵封藩之際，萬曆皇帝更是大筆一揮，直接賜下良田四萬傾，最終還是福王自己害怕成為眾矢之的，主動請旨減半；
又到了天啟年間，天啟皇帝在湖廣、陝西等地分別賜予惠王、瑞王、桂王莊田各三萬頃，但地方官實在是已經刮不出這麼多土地，於是天啟皇帝就強令攤派給四川、山西、河南等地。
再加上藩王們每年的祿米、祿銀也皆是天文數字，他們的土地兼併、走私偷稅等等行徑更是極大的損害了朝廷的整體利益，可以說明朝為了供養這些蛀蟲，早就已是不堪重負了。
這一現象，直到這個世界的崇禎皇帝上位之後，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朝廷的錢糧壓力、百姓的嚴苛重擔，也才稍稍緩解了一二。
再等到如今的德慶皇帝繼承大統之後，更是花費了不少心思削減藩王們的恩養支出，多年以來也算是卓有成效。
在暗地裡，包括趙俊臣在內，朝廷的官員與勳貴們皆是會怨懟德慶皇帝的吝嗇自私，也時常會因為德慶皇帝的刻薄寡恩而惶惶不安。
但客觀來講，在治國方面，德慶皇帝的吝嗇自私、刻薄寡恩，固然是讓忠臣寒心，但總體而言卻還是利大於弊的。
舉例來講，正因為德慶皇帝的吝嗇薄情，所以他從來都不會顧念宗室血脈的情誼，每當是他的兄弟與兒侄們封藩之際，德慶皇帝總是表現得極為小氣，就別說像是萬曆、天啟等皇帝那般動輒就賞賜良田萬傾了，哪怕只是賞賜兩三千頃田地，都能讓他肉痛不已，這無疑是很大程度上減緩了朝廷恩養宗室的壓力增漲。
與此同時，也正是因為德慶皇帝的刻薄寡恩，時常會出手敲打與削弱各地的藩宗勢力，自從德慶皇帝登基之後，被囚禁在中都鳳陽的宗室子弟足足是增漲了兩倍有餘，幾乎每年都會有皇親貴胄因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過錯而遭到廢黜囚禁，家產也被盡數查抄充公，每年封爵的宗室子弟數量則是減少了三成有餘，進而是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朝廷的相關負擔。
德慶皇帝不僅是這般對待宗室與藩王的，對待廟堂裡那些權臣貪官之際，德慶皇帝的手段還要更為強硬，像是溫觀良、黃有容、沈常茂等等，都曾是顯赫一時的權臣，但他們在失勢倒臺之際，卻也都是脫了好幾層皮，把自己大半家財獻給德慶皇帝之後，才得以平平安安的告老還鄉。
當然，德慶皇帝的這些做法，並非是出於公心，而只是為了充實內帑、為己斂財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