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黃冊關係到朱楧能掌握多少資源，因此被他視為重中之重，編寫黃冊是，縣衙要派人去監督，保長、都保長也負有監督下屬的義務，如果出現造假現象，那也一樣治他們個監督不力之罪。
此外，朱楧還鼓勵甲長之間互相監督，如果張甲長發現李甲長有弄虛作假的行為後積極告發，不僅可以免罪，還可以獲得李甲長的財產，如果他們不告發，查實之後，十個甲長都要獲罪。
最後，朱楧還鼓勵民眾檢舉自己的上級，如果有民眾發現自己的甲長、保長有徇私舞弊的行為，可以直接向縣衙、巡檢御史，甚至跑到張掖來向朱楧告狀。當地官員不得阻攔，還要供給路費，查實之後，朱楧會給這位民眾獎勵，如果證明是誣告，那他也別回去了，直接去奴隸營中報到吧。
有了這個嚴密的互相制約的管理體系，朱楧可以確信自己能夠掌握王國的一切了，雖然他現在的地盤不大，人口也不多，但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來對抗外敵，因此並不虛弱。
韓非子曾經說過：「存亡在虛實，不在眾寡。」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為歷代君王的座右銘。
翻譯一下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存亡在於君主是否握有大權，也就是說君主實際能夠掌握的資源有多少，再不是在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多不多，地盤大不大。
保甲制度是確保君主掌握國家全部資源的最有效方式，從春秋時的管仲開始運用，一直到商鞅發揚光大，再到近代都被證明是屢試不爽。
舉個例子來說，明朝萬曆年間，經濟十分繁榮，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人口要比明朝初年多好幾倍，可是萬曆皇帝打個努爾哈赤，費勁力氣從全國各地才徵調了八萬五千名士兵（來自當時的首輔方從哲的奏摺），靠著葉赫拉那部和朝鮮兵湊數，才勉強湊夠了十萬大軍。
而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時，只佔據了江南一帶就一下子出動了二十五萬大軍，後來的北伐蒙古最少也會有十幾萬人。朱棣五徵蒙古，動不動就帶個幾十萬人碾壓對手，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朱元璋、朱棣那個年代，明朝的裡甲制度、衛所制度都在有效的執行，皇帝能掌握住自己國家的全部力量，國家的整體財力、人力雖然不如萬曆年間，但皇帝掌握的資源很多，可以吊打一切。
而到了明朝後期，由於文官集團的崛起，他們和一些大商人勾結起來不交稅，許多大戶人家也靠給當官的送禮虛報了田產，許多本來在戶籍上的人口都淪為流民黑戶，不再為國家掌控。
因此，皇帝雖然看著坐擁萬裡江山，但實際上所掌握的財力、物力、人力都大為減少，全都讓那群高官、富商、大地主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所以貌似強大，實則虛弱。到了崇禎年間就更扯淡了，由於崇禎剛上臺時圖樣圖森破，上了東林黨的惡當，殺了給老朱家賣力幹活，賣力搞錢的魏忠賢，還把他的黨羽一網打盡，以至於他瞬間失去了對帝國的掌控能力，被一群宵小之徒包圍，想幹什麼也幹不成。天啟年間浙江一省的茶葉稅可以收二十萬兩，而到了崇禎十年只收上來十兩，中間沒有「萬」字，完全把皇帝當成要飯的了。
每當崇禎皇帝想要收商業稅、海關稅、礦產稅來充實國庫時，那群跟大商人、大走私集團、大煤老闆有千絲萬縷的聯絡的官員們都會以違背祖制為由拒絕，搞得皇帝最後是窮死了。
崇禎有兩句名言，第一是諸臣誤朕；第二是文臣人人可殺。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在推卸責任，但在筆者看來，他這是被人涮了之後的發洩。
朱楧一直認為，所謂的國力跟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
國力說到底就是君王的掌控力，經濟再發達，人口再多，沒有掌握在君王手裡那又有什麼用呢？
反觀努爾哈赤，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