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與王瘦石密談一番，讓他派人盯緊丘行恭與薛萬徹，畢竟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一旦這兩人“身在曹營心在漢”，實質上乃是太子“密間”，那麼晉王一系將遭遇滅頂之災，斷無倖免之理…… 好在王瘦石隱身黑暗之中數十年，先後在高祖、先帝兩代帝王身邊承擔培訓密諜、操練死士之重任，對於這等安插眼線、探聽虛實的事情極為拿手。 旋即，李治召集蕭瑀褚遂良前來議事，將兩封信箋遞給兩人傳閱。 蕭瑀看過信箋，目光停留在第一封“廟號太宗，諡號文皇帝”的字眼上，幽幽嘆了口氣，語氣有些唏噓：“陛下一生波瀾壯闊，少時紈絝、青年奮進、中年成就帝業，功勳赫赫、名垂青史……結果到頭來，也不過這寥寥數字，囊括一生。” 任你帝王將相、人間富貴，卻依舊不能擺脫生死大限，人間草木非比永恆星辰，大有一種“皇圖霸業不過黃土一抷”的寂寥淒涼…… “哼！”李治怒哼一聲，憤然道：“簡直胡扯！太子也是個沒孝心的，父皇一生功業千古罕有，文韜武略舉世無雙，居然諡號只是簡簡單單一個‘文皇帝’，簡直豈有此理！” 褚遂良愕然：“那殿下以為該當如何？” 李治顯然對此耿耿於懷：“父皇文韜武略，天縱奇才，單隻一個‘文’字有失偏頗，不能讓後世子孫感受父皇之驚才絕豔！” 褚遂良與蕭瑀互視一眼，面面相覷。 所謂“廟號”起源於商朝，對國家有大功、值得子孫永世祭祀的先王，就會在其死後建立廟堂享受香火血食，並且特別追上廟號，以視永遠立廟祭祀之意。當時廟號只有三種：創基立業曰“太”、功高者曰“高”、中興者曰“中”，另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給予祖或宗的稱號。 周朝沒有延續商朝的廟號制度，只用諡號制度，及至秦始皇登基之後一併廢黜，蓋因這位千古一帝認為無論廟號或諡號都是死後追上，必然出現“子議父、臣議君”之情況，是為不忠不孝。 漢朝之時雖然恢復了廟號制度，但對於追加廟號一事極為慎重，故而兩漢皇帝個個有諡號，卻極少有廟號。大名鼎鼎的“文景之治”當中的漢景帝劉啟便沒有廟號……由此可見廟號之珍貴，非有大功績之帝王不可得。 然而魏晉南北朝之時中原混亂、政權更迭，各地各族武裝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為了標榜自己的正統地位，將廟號慎用之原則徹底打碎，無論德行、功績是否匹配，已成為每一個皇帝都能夠享受的尊榮。 另外，唐朝以前以諡號稱呼君主，唐朝以後以廟號稱謂帝王…… 創基立業曰“太”，故而李二陛下的廟號“太宗”名副其實，並無不妥，李治也沒有異議。 諡號之中，“文”“武”都是極佳的褒義詞，上上之選。李二陛下十六歲便鼓動高祖皇帝於晉陽起兵反隋建立大唐，其後更是連年征戰縱橫疆場大敗四方諸侯，為大唐統一天下立下赫赫戰功，繼而玄武門之變、東征高句麗等等戰事，可謂一生都與軍事割捨不斷，或者更適合一個“武”字的諡號。 但問題在於，高祖皇帝李淵的諡號是“太武皇帝”，李二陛下是兒子，肯定要避諱，“武”字自然不能用……所以退而求其次，諡號為“文皇帝”合情合理。 見到李治依舊為此忿忿不平，蕭瑀勸慰道：“如今佞賊竊據廟堂，褻瀆神器，殿下且先忍耐，待到他日反攻長安、撥亂反正之時，自然可以對先帝之廟號、諡號予以更改，天下誰人不服？” 你如今再是生氣也不過是無能狂怒罷了，有能耐你打回長安逆而奪取，效仿你爹當年之舊事，到時候你想給你爹任意廟號、諡號，誰敢反對？ 李治深以為然：“便改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褚遂良忍不住提醒道：“殿下莫非忘了，高祖皇帝的諡號便是‘太武皇帝’，父子兩代帝王，總不能都用‘武’字，需得避諱。” 李治哼了一聲，道：“那將皇祖父的諡號改一改不就得了？反正皇祖父雖然佔據反隋立堂的名分大義，實則全無功績不過是坐享其成而已，優柔寡斷、賞罰不明，如何配得上一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