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變化最大的，當數完全靠工商業承托起來的上海城。
嘉靖三十五年上海開埠，轉年，在此設立市舶五關，將稅等分為九則，止權行商，不徵坐賈，對工商業幾乎沒有影響。上海也奇蹟般的崛起在東海之濱，迅速成為了全國的經濟中心，市面一派泱泱萬千的新氣象。
然而萬曆十一年九月，朱翊鈞任命原京城最大皇店寶和店的管事牌子孫隆，得到了礦監稅使中最肥的差事——榷稅蘇松各郡，包括蘇州、松江、上海城的稅收。
到任之後，這位在北京城瓜地三尺的吸血鬼，命參隨黃建節募集本地流氓頭子湯莘、徐成等人，全都任命為稅官，號稱十二太保。
不得不承認，孫隆是個稅收奇才，他總結在京城徵稅的經驗，並結合當地特點，在關稅之外，又開徵了‘入市稅’和‘機頭稅’。前者是對商品流通課稅，由他手下的十二太保來完成。
辦壞事要用無賴，真是千古不易之理，那些沒有道德底線的流氓頭子一旦上崗，其徒子徒孫便都搖身便為稅務人員，蘇松一帶、水陸孔道的徵稅網點。立即密如秋荼。只要是入境的車船都會遭到盤查，百姓雖‘只雞束菜，鹹不能免’，更不要提那些源源不斷向城市輸血的貨船貨車了。
在萬曆皇帝欽定的稅則之外，孫隆又巧立名目、各種加徵；他的那些稅痞惡棍也毫不客氣的吃拿卡要，結果一船價值白銀萬兩的貨物，層層稅關下來，竟要被課去超過八千兩的稅則。才能運抵市面出售。
而皇家銀行帶來的金融危機仍十分嚴重，銀貴票賤的情況愈加嚴重，民眾就是手裡有真金白銀，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花出去的。商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捏著鼻子收取銀票，但在兌現遙遙無期的情況下。銀票劇烈貶值是不可避免的。
最糟糕的情況出現了，一面是物價飛漲，一面是銀根緊縮，通脹和通膨同時降臨。市民和商家都無以為繼，導致‘吳人罷市。行路皆哭’，商家紛紛放棄上海蘇松的龐大市場，希望透過內運轉銷的方式，避開恐怖的稅關。
當市場上交易的人急劇減少，徵稅自然變得困難，但不要緊，孫隆還有第二招，徵收‘機頭稅’。商人們以為不在蘇松上海做買賣就能逃得掉？太幼稚了！
孫隆要求蘇松江浙的紡織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每緞一匹，稅銀五分，紗一匹，稅二分……所織紗緞，悉付稅關用印，而後準發賣。’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否生產，每張織布機徵稅三錢銀子，而織出來的紗布，先徵稅才許售賣。轉眼間，蘇松上海一帶，與紡織業相關的工場商店鋪行紛紛關閉，幾十萬織工，紗工，染工等從業人員，失業的境地。
昔日繁華如天堂的上海城，轉眼就市面蕭條，百業皆廢，富商破產、小民失業，一片鬼哭狼嚎的景象……
上海廟前街，昔日繁華難覓，店鋪關張七成，一派蕭條景象。
街上熟人相見，再不像從前那樣，熱情招呼，然後談論大觀園新上演的戲目、哪裡的酒糟螃蟹最地道、紅嘴畫眉到底該怎麼養……而是相視苦笑，多半什麼也不說，便垂頭喪氣的擦肩而過，因為誰也不願別人相詢自己的近況。
就算說話，也是打聽哪裡有便宜些的糧食出售，或者是否有招工的資訊。
前園茶館也不象原先那麼體面了，為了適應時局，受託照看生意的季掌櫃，將原先的名貴桌椅變賣，代以普通的棗木桌椅。原先掛在牆上的名人字畫也不見了，換成了‘莫談國事’的警語，和‘概不賒賬’的敬告。
不僅是裝飾擺設寒酸了，店裡供應的茶水吃食也變得十分普通，原先龍井、白茶、雀舌、碧螺春，幾十種名茶任君選擇，現在只有兩樣，大碗茶和菊花茶。吃食也是如此，再也看不到那些精細誘人的上等茶點了，取而代之的是極廉價、又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