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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洋”，談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務，義和團總算完成了。
僅以焚堂滅教後又助攻各國大使館一事論定，義和團便超額完成了招惹洋人大舉入侵中國的任務。有心人如果列一張時間表，看看洋人們究竟是在哪一天才決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與“引發侵略”的必然聯絡。
今天，我們固不能小看圍攻一個正常邦交國大使館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這也不是當代憤青所理解的“愛國行動”。因為，即便在“侵略與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國也是依據國際公法、國際慣例或國際關係準則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在外交關係確立的背景下，燒教堂，殺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毀使館，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單方面的“戰爭行為”。清政府假義和團之手開了一個踐踏國際公法的先例，八國聯軍的戰爭罪行，是在這一鋪墊基礎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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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1）
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於直隸近京各州縣十萬（一說二十萬）義和團匯聚京師，北京城的外廓內城，大街小巷，一時間湧動起紅色的人流——紅頭巾、紅護腕、紅腰帶、紅纓槍、紅刀穗、紅旌旗、紅披風，再加上因為乾熱、因為興奮、因為意外地揚眉吐氣、當家作主而煥發的滿面紅光，真的讓紅色氾濫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燒的紅色，是火。從外省燒到京城，義和團們從火焚一箇舊世界中獲得了破壞的快感。
流淌的紅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國公使的血，再滲進義和團的血，血流成河，中國人從這條血河上還能找到歸海的路嗎？
連義和團們也沒想到，在他們被人“放”入、“請”入北京城渲染“紅海洋”時，竟然有人因為否定他們的革命行動而遭殺戮——五位清朝大臣，人頭落地，鮮血噴射，給已經“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層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時，兩輛囚車從刑部大獄駛出，馬蹄聲聲，彈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場，靜等著見證死亡。
又要殺人啦！街道兩旁，是好奇而又驚恐的看客。間或，有三五成群的義和團團民指天劃地，口沫橫飛。
軋不平的人生路。不論乘犢車、兵車、輅車還是囚車，都有終點。車中人異常清醒。因為自從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上三次奏摺否定義和團為“義民”、宣揚國際公法時起，他們便抱定了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
兩輛囚車裡囚著的兩位朝廷大吏，一位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當後來之外交部長）兼吏部侍郎許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顯然，這是大清國的兩名高階外交官。
雖然清政府已在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對各國“宣戰”，但戰爭有期，和平無限，外交斡旋總是須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毀外交人才，看來是要斷絕外交之路，這政府瘋了！
上層的大屠殺並沒有結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國總理衙門大臣的現任兵部尚書徐用儀，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國總理衙門行走、又補內閣學士的聯元，同時被捕。未經任何審訊，被捕當日即與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獄的戶部尚書立山，同時處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稱“五大臣”，或“五忠”。許、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稱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邊，舊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難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寧池太廣道時有德政，皖人還祠之於蕪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