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自我批評裡，也隱藏著一個秘密，即便是違背了國際公法的行為，在中國最高當局那兒也是有所控制的。這在庚子之亂時外國人的記述裡早有披露——圍攻各國大使館是個象徵性警誡，榮祿曾派人給大使館送米麵，送蔬菜，送新鮮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經慈禧太后嚴令，不準用武衛軍的新式大炮炮轟大使館。？輭？輱？訛 如果用了這種大炮，只要二、三門，轟上小半日，使館區即被夷為平地。慈禧的動搖，榮祿的周旋，保住了各國公使們的性命，這也為日後的和談與收場，埋一伏筆。
留給後人的是這麼一個話題：“個人錯誤”是如何醞釀成“國家錯誤”的。清楚了這一點，自然對“個人懲罰”升級為“國家懲罰”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種“精神對接”的現象，後人最應予以正視。此即“匪精神”與“官精神”的對接，“無政府主義精神”與“政府權力”的對接，“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對接。本不相容的兩種勢力握手言和後，原有的相互壓力亦隨之消散，這有如無數的壓簧，一瞬間解除了壓力，自然的反彈，必會引發全域性性震顫。一層層煽惑，一層層謠傳神異，義和團精神竟然變成了國家精神。在那一刻，舉世皆醉，無人敢醒，連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眾運動的尾巴。政治的扶持與宗教（其實只是準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傳，人的瘋狂遂擴大為國家的瘋狂，人的愚昧遂擴大為國家的愚昧，人的錯誤自然投射為國家錯誤。最後，“罪”與“罰”的清算，就是超個人的國家清算。中國有罪，中國受罰。教訓極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們將如下兩條擺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眾運動”的背景下普及荒謬或哄抬荒謬。
其二，切忌讓少數人俘虜了我們的國家。
“罪”與“罰”，是基於因、果邏輯的線索性描述。用這兩個字，歸納一個斷代的國內###與國際爭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準的侷限，何況我們又模稜了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呢？堅持至今，未再換個詞兒，還是想真的理清歷史責任。從“戰爭”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國聯軍登陸入侵，我們還沒有發現先於義和團燒殺搶掠、先於教堂被毀、教民被害、教士被殺、使館被圍、公使被戕而在八國間預謀的戰爭方案；我們面對的僅僅是因為內亂升級而誘發的外患加驟，或者說因為內政失誤、外交失誤而激發了中外矛盾和中外衝突，這才導致了一弱國與八強國的軍事攤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三、天網恢恢“罪”與“罰”（7）
作為戰爭的一方，清廷是發了宣戰書的。口上宣戰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軟，敗下陣來，所以還應該從“戰爭”上找找原因。僅僅是基於如下的考慮：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軍隊，並不是中國軍隊的責任，因而這失敗也不能視為軍隊失敗。為了給“國家責任”及“國家失敗”留有反思空間，所以本章對中國軍隊的敗狀、敗因皆未展開論析。下面，我們將用不多的文字，擇例而陳，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軍隊“事權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敵衛國的有生力量。
“事權不一”的話，是袁昶說的。他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燒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以武衛五軍為例，五軍之首雖為榮祿，但他僅能調動武衛中軍一部。作為武衛後軍的甘軍，就完全等同於董福祥的私家軍隊。甘軍在京，形同匪盜，殺日本外交官，殺德國大使，聯軍入京後，又大掠而去。對於武衛軍統帥榮祿，董福福竟敢派一滿兵前去暗殺，只是因為這個兵士不願領命，逆謀遂寢。
在抗擊聯軍入侵的京津防線上，作為總督的裕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