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這種事在哪都有，平心而論曰本在這方面要比韓國做得好許多，人也更頹廢，大家都在努力無慾無求，社會矛盾沒那麼尖銳。
十年後是枝裕和拍了一部《小偷家族》，乍一看是表現一個窮困潦倒家庭的，現實主義平靜得像一杯冷冷的白開水。
然而隨著情節推動就發現，這不過是一部動人的家庭片，雖然對社會的失敗之處有所嘆息和檢討，但都是表面的，最終刻畫的還是人性光輝。
導演要說的是世界從來就是複雜的，即便最底層的小偷家族也擁有著愛。
愛能發電，只要有愛，此生就值得了。
這部電影和《寄生蟲》一樣，也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
按照江川當年研究生的導師的話說：“《小偷家族》這種內容的電影就是迷魂湯，是最有效的催情藥，直接幹掉人的大腦。”
記得當時江川為了表示對導師的尊重，還特地問了一句：“為什麼？”
導師對他的虛心好學很滿意，耐心講解：“如果你是個吃飯都成問題朝不保夕的窮人，看這樣的電影是個什麼心情？人真的可以靠愛生活下去嗎？
不過這些電影不是拍給他們看的，而是拍給那些喝著奶茶、點餐垃圾食品還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的可憐蟲們看的。
金字塔可以沒有頂層，但不能沒有底層。
不過我們也得反思，金字塔頂層出資請我們拍出這樣的電影，這對我們電影人來說絕不是值得驕傲的事。”
《寄生蟲》無疑揭示得更加深刻，然而很慚愧，這不但是資本家投資的，還是資本家親自拍的，原始動機也不是呼喚社會正義，而是追逐名利，把想佔的坑都佔了。
所以江川感嘆：“我這麼算計愚弄這個世界，有意思嗎？”
這也沒辦法，誰讓他站得比別人高，看得比別人遠，知道得比別人多。
對於拍好《寄生蟲》，江川還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電影也是資訊承載體，一部電影能夠容納越多資訊，越可能成為一部好電影，所以細節曰豐富越好。
就和其他作品一樣，《寄生蟲》原作江川看過，但是記不住太多細節，只能二次創作自己一點點補充。
雪野江川生長於八九十年代的東京，江川生於九十年代的大陸富庶地區，都沒有見識過絕對貧困的生活。
為了寫好《寄生蟲》大量細節性的內容，他做了很多采風。
日韓社會有很大共性，為了體驗生活，江川在首爾走訪了很多地方，後來回到東京也到處尋找貧民聚集的地區，儘量深入進去看看。
其實貧窮在哪都差不多，但生活習慣有很大不同，如果在大陸體驗的話，就未必是那麼回事。
之所以在首爾訪貧問苦，是因為這裡的人比東京的窮得多，更加具有極端代表性，更能觸動江川的靈感。
看多了貧窮，才明白財富的珍貴，所以為了支援李英愛回到位於城東區的漢江大學繼續讀書，江川在學校對面的江南區買了一套豪宅送給了她。
李英愛很驚訝：“我很敬佩您關注窮人的態度，《寄生蟲》是我聽過的最好的故事，可您在首爾江北地區轉了幾天，最終想到的就是給我買套如此奢華的豪宅？”
這的確缺乏邏輯，李英愛作為韓國最知名的女明星，拍戲、廣告代言，收入不菲，絕不至於買不起江南區的豪宅，似乎接濟錯了物件。
“愛心，”江川的話聽著好像也地：“我把我的愛心集中表達在你身上了。”
拯救那麼多窮人不是他的責任，愛心分多了也沒意義，還是集中使用比較好。
然而李英愛對這樣的愛心不太接受：“我反感這樣的事情，韓國也有些富豪與女明星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