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火火闖九州。”
我趴在奶奶的墳頭磕了九個頭，其中有兩個的意思是，我要到城裡去了。她這個滿族正黃旗的大家小姐，在那個院子裡生活了五十年，當了五十年的農民。她的炕上掛著一張畫，叫梁州風光。打我能記事起，從來沒有拿下來過。
“我那個時候啊——”，他是江蘇南通人，一個寢室的室友，“穿得破破爛爛的，像個農民一樣——”“農民怎麼了？”另一個同學白著眼睛問他，“為什麼穿得破爛就是農民？”
他不說話了。
“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跡，驕傲無知的現代人，不知道珍惜。”大一的一年裡，我被人看作在研究“農民問題”。我在圖書館裡翻那些堆滿了灰塵的關於農民的書，試圖給自己一個答案：為什麼我是農民？城鄉二元體制、工農業價格剪刀差、農產品生產週期、土地所有權、農村社會保障……我找到了很多書，但是沒找到答案。
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炸之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了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有句話：要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我興奮得差點扔掉了手裡的飯盆。因為這是頭一次，在此之前，從來只關心農業是否豐收，產量如何，農民不存在，至少在有些人的想法裡，糧食豐收了農民的收入當然就好，糧食產量在增加，農民的收入當然在增長。
有人看見了我手裡的《拯救與逍遙》，問我：“哎，我說，你怎麼不研究農業問題了，搞起這個來了？”誰說的我是研究農業問題的？
大一那會，你不是天天窩在帳子裡看農業問題嗎，我還以為你打算研究這個呢。
我笑了笑，沒話說。大三了，該考研的人都在準備了，該考律的人也看他們的教材去了，我卻從農業問題路過新儒家、現代化理論、晚清史、一直到了文學史、“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甚至還看了幾本關於市民社會的書。我第一次決定寫一個文章，題目是《城市化批判》。
在那些日子裡，我跟一起走州過縣到了同一個學校的高中校友每天晚上都在操場不停的繞圈，從“法與法律”到現代性的悖論、西部大開發，幾乎無話不談。每次，我們都激動難抑，他都要發誓從明天開始研究這些問題。
大四了，我們去了深圳找工作。晚上住在別人免費為我們提供的酒店裡。剛一進去，他看著地毯，臉上一陣古怪的笑容，跳上床，打了幾個滾，爬起來，笑嘻嘻的說：“哈，沒想到我們居然也有今天？我們住了這樣的酒店？”
大概半年前我們一起想辦法為他母親的病籌錢的事情已經淡忘了。終於，他去了人民銀行。又過了半年，我把《裂縫：窮人與大學》發給他看，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文章有什麼意思，中國人民銀行要進行體制改革了，你知道嗎？
我確實不知道。詩人們把欄杆拍遍，“思想家”們把聖人的遮羞布看穿，貴人們的宴席把心腸戳爛，都與我又有何干？我不過還是個“走在城市背後”的人。
這城市是一坐迷宮，我像一隻蒼蠅，在玻璃牆上撞來撞去，想要找一個出口。日子像流水。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我就快要麻木了。
一個稚嫩的聲音從遙遠的長春傳來，聽得出來，他鼻子有些塞住了。這是堂弟，去年他也跳出了農門，成了城裡人。他說，他們隔壁寢室的人都有電腦，就他們寢室沒有，因為他們都很窮，是農村來的。
一個當時的同事的兒子也考上了大學，不知道是什麼學校，據說要十萬才能拿到畢業證。復讀算了，這還上什麼上？我說。這有什麼，考上了當然要上，幹嗎不上？他回答。一個專科文憑能值這麼多錢嗎？能，花多少錢都沒關係，只要能有文憑。我把我的文憑賣給你，我比他的這個高階，也只要十萬，你要不要？他笑了。
農村：被背叛的記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