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這個意識必須從實際生活的矛盾衝突中去解釋。只要按照事物本來面目及其產生的根源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知識命題都會返璞歸真。因此，離開了產生問題的實踐基礎，離開了特定時代的歷史現場和文學訴求，“問題”易流於空洞的概念。
在通常情況下，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但從史實的角度看，任務本身，也只有在解決它的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處於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現實的要求和矛盾，強烈地表現在人們面對的問題之中。對於文學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現存的答案，而是問題的揭示。也因此，真正的評判，要研究與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是深入思考人生與藝術中複雜的問題——尤其是面對新中國文學風雨里程中矛盾重重的詩文。也許，這正是認識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某些規律性現象的一個途經。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5）
正如A．J．湯因比所言：“我們應該準備隨時重新考慮問題，隨時準備勾銷最珍愛的體系、所選擇的事實或所謂事實的態度，假如進一步研究要求這種改變的話。這不僅是由於發現或構成了新的事實，而且也是由於對存在所謂事實進一步進行思考的結果。”這樣，重讀作品，重審文字，重說問題，重新探究意義之所在，自然成為《六十年與六十部》必要的功課。以當代詩歌為例，建國初期到六十年代，其演進與變異，可以說形成了“頌歌→戰歌”的體系，但其構成的事實需要有所選擇和發掘，需要細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尋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說方面，茅盾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對許多作品有所批評：“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語言乾巴巴。”然而，我們從不無爭議的一些小說中，讀到的並非簡單地圖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鄉生態、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氣韻，有以文縮時空史化詩的筆墨。自然，在“重新考慮問題”時，我們也不難讀出時代給作家帶來的侷限。
這一切，都給我們一個啟示：“文變染乎世情”，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文學無法迴避時代的思潮和藝術的流變，無法迴避現實、人生、審美所面臨的問題。對於作者，“問題”意味著原創；對於讀者，“問題”意味著理解與念想；對著文學界，“問題”意味著在不斷推進中的持續發展。“問題意識”可以孕育高品質的作品。是故，我們在編撰《六十年與六十部》時，必然要把“問題”作為關鍵詞。而作為這一關鍵詞的兩個支撐點，一是文化的、學術的立場；二是專業的、審美的眼光。
這裡，還需要對“經典”做一些說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學史寫作或當下的文學批評中，“經典”一詞已被廣泛引用甚至濫用。其實，“經典”是擁有眾多讀者的作品，是不受時空所限且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作品，是經過一定時間檢驗的作品，是“中國經驗”與“世界性”可以連結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們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持續解讀中受益無窮的作品。進一步說，在文學史上，足以構成“經典”的，需要有相當的美學品格，它要能“時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長更寬的時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寶黛”、“阿Q”“孔乙己”成為許多人的符號），要有“藝術共鳴”（能打動、震撼人的心靈），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優秀作品，不分什麼主義、流派）。在中心或鬧市的鳥鳴不一定比邊遠山林的鳥鳴清麗動聽，在審美與藝術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們無意將“六十部”都以“經典”命名，歷史還短，還有待於廣大讀者和時光老人的評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經典”應無愧色，因為它們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學史意義上，都觸動了時代神經，也投影於歷史滄桑，藝術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經有爭議卻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