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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遺囑這封家書,與當時他在《商報》期間寫的社論相印證,足可見其反帝反軍閥以及同情工農立場相當鮮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寧波辦《四明日報》,還是寧波國家主義派的領袖。陳佈雷在這一時期寫的言論直至9月萬縣慘案的反英,歡呼九江、漢口的收回租界,所持論點,基本上與中共提出來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張相一致。

倒軍閥爭主權(2)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的《嚮導》週刊也曾經轉載《商報》的評論,並且加以評註。中國共產黨人肖楚女投函《商報》,讚揚&ldo;畏壘&rdo;的革命精神,希望&ldo;畏壘&rdo;能為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力量。可是陳佈雷這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響太深,堅持&ldo;聯合各階級之力量,打倒軍閥,爭回主權&rdo;,堅持&ldo;全民革命&rdo;實際上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拒絕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爭取。

陳佈雷自己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ldo;在整個五卅運動中,餘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發展,閒亦親至各團體訪訊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rdo;《商報》之盡責敢言,可佩!陳佈雷費心力最多,尤為可敬!陳佈雷又說:&ldo;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益注意《商報》,在《響導週刊》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註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商報》,對餘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餘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爭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餘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餘等為小資產階級意識甚濃之分子,謂餘等之言論,不能徹底。&rdo;可見共產黨是曾想爭取過陳佈雷,可是陳佈雷只是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他是不贊成階級鬥爭的。天津《國聞周報》胡政之,聞聲相慕,函約先生每週撰時評一則,月致酬金50元,陳佈雷則答應了。

1926年(民國十五年)元旦,《商報》創刊五週年,發行紀念特刊。社長陳屺懷撰《五週年宣言》,陳佈雷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此時《商報》發行數達12000份,上海之讀者為多。然報社經濟拮据,欠薪常達3個月以上,時或紙張不繼,窮困異常,但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陳佈雷與營業部某君各出30元,機器房工頭某亦罄其餘囊20元,湊集紙款,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湯節之於民九冬出資創辦《商報》,以資金久不集,無法出版。陳佈雷大哥陳屺懷與應季審聞而言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趙家藝(趙林士)等,出資助成之。李徵五(鎮海人)任總經理,徐朗西為協理,李徵五由傅筱庵支援,接盤《商報》。維持到民國十五年(1926年),有陳器伯者回憶:&ldo;當時佈雷邀餘擔任浙省特約通訊員,此時往來函牘,積有尺許。其一紮中有云:&l;商報近如孤軍陷入重圍,矢盡援絕&r;。其旁並自加密圈,可以表現其奮鬥精神。&rdo;後由方椒伯任總經理,烏崖琴任協理,仍以傅筱庵為靠山。方椒伯為一普通持重商人,而傅筱庵為善於投機者。陳佈雷說:&ldo;方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更隔膜。更生不樂引去。潘公展亦漸不安。餘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淡矣&rdo;。傅筱庵與孫傳芳有密切之關係,而陳佈雷與潘公展是反孫傳芳的。北伐軍克復武漢時,陳佈雷因病請假,《商報》以大字標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人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佩孚?傅筱庵不信,謂陳佈雷溫和慎重,所主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至《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潘公展怫然不悅。陳佈雷病中聞之,力言一切由其負責,即欲派人,須病癒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輯部,必有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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