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的姿態勝出。
鴉片戰爭之前，中華思想便以一種滑稽的形態存在。所謂滑稽，是指它對外界事物視而不見，因為相信自己是第一，所以對其他漠不關心。即便是在貿易方面，也不願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場之上。當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前來商議通商事宜時，當時在位的乾隆皇帝向英國國王喬治三世（ 1760— 1820年在位）回覆敕諭，內容如下：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
意思是說，我們不需要外國之物，天朝不過是為了“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才答應與周邊通商的。
馬戛爾尼在熱河會見乾隆皇帝時是1793年。從鴉片戰爭的失敗中便可看出當時對方是如何的發達。更能透過事實證明的是
——船堅炮利。
英國的軍艦堅固，大炮精準度高，這都是清王朝所遠不能及的。
瓦斯科·達·伽馬（1469？—1524）和哥倫布（1446？—1506）乘載重量不過二百噸的船隻航海之前，明朝鄭和便集七八千噸的巨輪航行至非洲。火藥原本也是由中國發明的。這些中國所不及的船堅炮利，並非中國創造不出。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學習西洋技術，發起了“洋務運動”。原稱之“夷務”，由於外國人對此多有微詞，後來便改為了“洋”字。
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 1837—1909）等政府高官。他們都是接受過古典教育，並是在科舉中及第的進士。他們所學的是中國學，即儒學，並將此作為根本的信念從未動搖過。
中體西用之說（2）
——子曰：朝聞道，夕可死。
這是《論語·里仁篇》中的名句。《易經》中載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西學——西洋技術是器，中學是道。因此，形而上之“道”是根本，形而下之“器”是末。“道先器後論”——這便是這些精英們認為在接受西學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洋務運動興盛之際，曾向國外派出眾多留學生。清政府還為這些公費留學生專門派遣了一些教授儒教的老師。作為李鴻章智囊團成員之一的馮桂芬（ 1809—1874）便發表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之論。所謂“倫常名教”便是指儒教。
日本也曾有一段時期，號召精英們成為“和魂洋才”。西洋的技術才能是必需的，但是不能為學技術而放棄大和之魂。類似的詞語還有“士魂商才”。
和先前所提到的“道先器後”相似的還有另一種說法——“中體西用”，意思是以中國為根本，把西洋之物當作“用”、“器”。根本為首要，無論“用”、“器”如何優秀，如果失去了根本便毫無意義。
《論語·為政》中的名句：
——君子不器。
器即用，指技術。器和用合在一起，在日語中有“あの人は器用だ”（意思是：那個人手很巧）的用法，漢語中“器用”一詞表示用途作用，也是有用之才的意思。所謂有用，專指技術方面。朱子學中，稱現實中的物象為“器”，稱其根本為“道”。現實的物象為末，雖然有用，但卻不是根本。
或許會有人產生疑問：“射”和“御”難道不是技術嗎？這兩項技術和禮、樂綜合在一起，方為君子之教養。單論射和御，不過是器而已。只擅長繪畫的人還是被貶稱為“畫工”。
相比於器和用，儒教更重視“道”和“體”。諸子百家時代，儒家不過是諸多思想流派之一，當時的儒家確實較為出色。然而一旦取得了國教性地位，成為維護王朝秩序的“御用”思想後，儒教便將其他思想視為異端進行*。兩千多年以來，對於中國人而言，儒教已成為絕對的思想，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