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加以推廣，使得尚中的思想達到了成熟的形態。隨著後世儒學的興盛，對中華民族的人格塑造和為人處事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中庸”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被視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孔子曾說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就是說，中庸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可人們已經缺乏這種道德境界已很久了。子思更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旦實現中和的最高境界，天地便各安其位，萬物就生長繁育了。而“中”的目的也正在於要達到“和”，天地萬物，各安其位，不過不及才能實現“和”。天地如此，人亦如此，如果過了和不及位置就偏了，就很難達到“和”的狀態了。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視“中庸”，是因為儒家認識到了這是一個人道德修養最難達到的狀態，也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方法所在。正如侯懷銀在“中國德育傳統（38）——中庸”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孔子看來，人的行為不一定都合乎道德準則；常有做得過分或不及的情況。孔子認為那樣都不好；最好是做得恰到好處；強調“中庸”。孔子認為待人處事都要中庸；防止發生偏向；一切行為都要中道而行。他曾對社會一般人的行為進行過考察；認為普遍地不合中庸的原則，“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他對這種現象極不滿意；他教育學生；行為要合乎中庸之道。“中”是中正的意思；“庸”有“用”和“常”兩種意思。中庸之道就是指在道德實踐中中正不偏、無過無不及的經常適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核心是“執兩用中”；在對立面互相制約的統一中把握行為的度。在孔子那裡；一般地說；理想狀態的美德都包含著兩種對立的因素；如質與文、仁與禮、恭與安等。這些對立因素如果離開對方的制約而盡情發揮其自身的義蘊和特質；就會遊離最佳狀態而陷入太過和不及的片面性。如質脫離文會流於粗野；文脫離質會流於虛偽。恭脫離安會流於拘謹；安脫離恭則流於驕縱；拘謹於恭為太過；驕縱於恭為不足。只有在兩種對立的德行互相制約、互相統一的限度內；德行才會處於無過無不及的最佳狀態；如“文質彬彬”、“仁和而有禮”、“恭而安”等。所以；中庸方法的核心也就在於把握這個度。
孔子認為；如果違背了中庸之道；超出了一定的度；則美德反成惡德。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孔子的中庸之道包含著度的思想和對立面統一、轉化的思想。它不是折衷主義；也不是墨守陳規；而是要求人們“擇乎中庸”；即能辨明各種行為過與不及的是非得失；擇其中道而行。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庸作為一種至善的道德品質；只有君子才有；而既有所作為；又不過分；才能成為君子。）
我們往往“中”理解為“折中”，把“庸”理解為“平庸”。其實，這是對中庸的極大誤解。何為“中庸”？如朱熹所言：“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就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