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萊希曼她——？”我開口問，但聲音顫抖。老警察點了點頭，他的警徽上寫著“馬奧尼”。我抓緊階梯欄杆。“可我一小時以前還和她在一起，那時她都還好好的。究竟發生了什麼？”
馬奧尼臉上閃出一絲警覺。“你之前就在這兒？”
“三點鐘離開的。”
“鮑爾斯，快出來。”年輕人出來了。“為什麼先前沒說這個情況？”
我一句話才說到一半，老警察就舉手把我打斷。
“記下來，鮑爾斯。必須做記錄。”
鮑爾斯下巴一低，拉出一個記錄本。
於是我就說了，我是如何應弗萊希曼太太的請求來到羅傑斯公園的，又是如何檢視本·辛克萊的遺物的，她又是如何說服我帶走箱子，以及我回來是如何發現她在地板上的。我說話時，鮑爾斯運筆如飛，迅疾異常。
馬奧尼打斷了我。“你說她給你寫了一封信？”
“對。”我就說了《歡慶芝加哥》的情況。
“這個節目是你製作的？”他上下打量著我。我緊張了起來。“我看過。我就是在城東長大的。”他臉色頓時轉晴，笑了起來。“你說的完全正確。”我一下子放鬆了。
法醫的車來了，馬奧尼停止了對我的詢問。他們進屋時，我聽見他們說：“沒有刀傷，也沒有擦傷或其他外傷”……“可能是一到兩個小時”……“現場似乎也沒有動過。”看見他指著我，我就站了起來——頓覺天旋地轉，只好再次坐下。
等到護理人員把露絲放上了擔架，人群已經圍上來了。其中一位老太太，穿著皺皺的裙子和毛衣，雙臂緊抱，好像很怕冷；黃褐色的長筒襪捲到了膝蓋。她走過來，介紹自己是雪莉·阿特舒勒，是露絲的老鄰居、老朋友。
“什麼事兒，孩子？”
我唯一見過的另一個死者是我的母親，可那是在醫院裡，因為癌症才不治身亡的。我想要回答，不料眼淚蜇著雙眼。阿特舒勒太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後看見鮑爾斯緩步走了出來，手拿記錄本。
“警官先生，露絲怎麼啦？”
鮑爾斯看著記錄，好像雪莉並不存在。
“警官，我的朋友究竟怎麼啦？我們剛才還一起喝咖啡，離現在還不到一個鐘頭呢。”
鮑爾斯抬起頭來。“真的？”
她說是三點半過來的，那時我剛走幾分鐘。她倆在一起半個小時。鮑爾斯又開始記錄。
“到底怎麼回事兒？”阿特舒勒太太再次問道。
“看來是心衰竭，夫人。”
“奇了怪了！露絲健壯得像一匹馬。”
“她七十多歲了，阿特舒勒太太，”我說道。
“叫我雪莉。”她轉向鮑爾斯。“我認識露絲三十年了，該吃的藥她從沒斷過，而且每天堅持散步，精神好得就像三十七八的女人。”
我看著鮑爾斯。“能肯定是心衰竭嗎？我返回時，前門是開著的。或許——”
鮑爾斯立即打斷了我。“沒有強行入室的痕跡，現場也乾乾淨淨的。”他掃視了一眼雪莉。“老年人常常會忘記關門。”
雪莉的臉一下子繃緊了。
“可這也未免太快了吧，辛克萊先生才去世幾天呀，”我說道。
“經常有這種事，”鮑爾斯說道。“一個走了，另一個也不想活下去了。我見過的太多了。”
“可他們不是——我是說，她和他不是——”
鮑爾斯打斷了我的話。“他們當然不是。”
“警官先生！”雪莉挺直了身子：“他們的關係沒什麼不體面的。”
鮑爾斯聳了聳肩。
就在我依次掃視這兩人的時候，突然想起一個重要情況。“那隻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