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中英勇犧牲，喻培倫、林覺民等29人在被捕後慷慨就義，共86人在本次起義中獻身。這是孫中山所領導的第10次武裝起義。事後，收殮了在戰鬥中犧牲和慷慨就義的72具起義者屍體，由革命黨人潘達微營葬在廣州城外東北郊白雲山麓的紅花崗，潘達微把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起義震動全國，影響很大。孫中山在美國得悉起義失敗的不幸訊息後，毫不氣餒地積極評價了這次起義，認為它使“革命之聲望從此愈振，而人心更奮發矣”。後來，他還作過進一步的評價，他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寫道：“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久怨憤所積，如怒濤排空，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真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又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華，與彼虜為最後一搏，事雖未成，而黃花崗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見，黃花崗之役和革命形勢的高漲以及辛亥革命的爆發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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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1）
面對著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洪流，清王朝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手段，一面加強專制，增練新軍，一面導演“預備立憲”的醜劇，欺騙人民，抵制革命。這種假立憲沒有騙過革命黨人，卻使資產階級改良派欣喜若狂，以江蘇大資本家張謇為代表的各省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和地方官紳，相繼糾合，組成“預備立憲公會”等社團，一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早日賜予憲政。自清光緒年間“維新變法”失敗後一直流亡在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他們的保皇會改稱為“國民憲政會”，同國內的立憲社團一唱一和，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因此被人們稱為立憲派。儘管立憲派再三發起請願活動，叩頭乞求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但清政府卻不肯交出絲毫權力。1911年5月清政府組成了“皇族內閣”，所有軍政大權仍然集中在皇室和貴族手中，讓全國人民認清了所謂“立憲”完全是騙局。
日暮途窮的清朝政府，越到末期越腐朽無恥，它大量出賣礦山和鐵路的主權，以博取西方列強的歡心和支援。川漢、粵漢兩條鐵路，清政府本來答應由政府監督，人民自辦，並且從人民身上搜颳了大量的股金，但卻在1911年5月，下令將各省已準交商辦的鐵路一律收歸“國有”，企圖用這一手段把全國鐵路主權一股腦兒拍賣給帝國主義。這嚴重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地方士紳的利益，當時就遭到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等省人民的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立憲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發起了保路運動，向清政府叩頭請願，乞求“收回成命”。與此同時，各省的廣大人民突破請願運動的形式，紛紛罷工、罷市、罷課和遊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鬥爭。這次人民保路風潮以四川最為激烈，1911年6月間，成都等地各階層人民組織保路同志會，提出了“打倒賣國賊”、“打倒賣國機關”的口號。8月，成都舉行數萬人參加的保路大會，透過散發傳單，號召罷市、罷課、停納捐稅，各地人民聞風紛紛響應。9月7日，署理四川的總督趙爾豐把保路同志會代表張瀾等5人騙進督署，加以逮捕。這一無恥行動，立即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成都數萬人民前往督署抗議，要求釋放代表。有“屠夫”之稱的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32人。從城郊趕來支援的農民也有數十人被殺。整個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