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並不滿意。1841年4月30日，英國內閣作出召回義律的決議。義律的任務，由陸軍少將、璞鼎查勳爵接替。召回義律的指令是1841年5月3日從倫敦發出的，直到8月8日才到達他的手中。8月10日，璞鼎查蒞任，義律辦完交接，不久即踏上歸程。因為廣州郊區三元里的“平英團”曾在這年夏天有過一場抗英的群眾運動，義律作為英方駐華的第一責任人，自然免不了又被中國近代史譴責一番。
能夠參與創造歷史，是一種機緣。將生命融入歷史的年輪，則生命永存。
林則徐與義律，曾經針鋒相對，這正如中、英兩國曾經相互對峙一樣。碰撞產生火花，星火燎原，中國的近代史在烈火中經受煉獄之劫。當中國人用造神的虔誠重塑林則徐的歷史金身時，出之戲劇化的角色分配，義律只能擔當“反派”。
這是中國人的自由與權利，與高懸於民族諱飾之上的哲學清醒無涉。何必要“換位思考”呢？衝著義律撞開了我們的“國門”，還不應該喚起一絲亡羊補牢的警覺嗎？狼在，羊也強壯！
筆者傾向於將義律奉召回國視為英國政府正常的人事調動。相比於被道光皇帝的權力之手托起來、摔下去的清朝封疆大吏，義律的去職，仍然是幸運的。
義律的觀照面，是這麼一群中國高官：
林則徐，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從任命到罷職，僅一年又九個月。追加的處罰是遣戍伊犁。
琦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上任僅六個月，即被罷職，抄家，入獄，判“監斬候”。
鄧廷楨，閩浙總督，上任九個月罷免，追加處罰為遣戍伊犁。
顏伯燾，閩浙總督，上任一年又四個月罷職回籍。
烏爾恭額，浙江巡撫，以守土不力免職，任期未滿。
伊里布，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赴浙江任所僅七個月，即被免去“欽差”一職，接下來“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又革“兩江總督”職。
餘步雲，浙江提督，因臨敵退卻，被革職拿問，後“即行處斬”。
牛鑑，兩江總督，任職一年後被革職，罪名為長江防務未能儘早部署。
1840年至1842年，在鴉片戰爭中受處分的清朝大吏接踵不斷。無能者自無能，誤國者自誤國，但任用無能與誤國者，又該怎講？
木偶師但可處置他的木偶人，並不自責是自己的手指拉錯了引線。
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吾皇聖明，臣罪當誅。
皇帝及一切權力頂峰的人，都永遠正確。有一天，他要下“罪己詔”，那是需要，那是演戲，戲做完了，天下還是“吾皇聖明，臣罪當誅”。
義律是英國人，英王與英政府鞭長莫及，讓他有了自我發揮的空間。倘若義律是中國人，一個“海軍上校”，軍職軍銜只相當於清朝綠營兵中的“千總”或“把總”、“從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還不是匍匐疆場，困頓終生！
四、八十萬人齊解甲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總人數約為88萬人（八旗兵22萬人，綠營兵66萬人）。
英國遠征軍總人數近2萬人（陸軍12000多人，海軍不足8000人）。
中英軍隊在中國陸海空間的人數比為44：1。
但中國敗了，英國勝了。
我們說“八十萬人齊解甲”，沒冤枉清軍。
2萬人打敗了88萬人，或88萬人沒有抵擋住2萬人的進攻、沒有完成保家衛國的職責，不論怎麼表述，都是一個嚴重的國家問題。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誰都知道該花這個“養兵”錢。但“一時”到了，“千日”費了，人民便有權力對軍隊與國家的存在產生懷疑。因為從本質上講，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