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時，當做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幾年後，當國共兩黨在內戰炮火中徹底翻盤，共產黨坐了江山，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陳氏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魯迅的交往一樣，怕被誤認為“謬託知己”。不過對方似乎一直沒有忘記陳氏的存在和當年結下的情誼，1954年，周恩來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在政務院所作報告，於總結時特別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18】而當“*”爆發，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曾經對廣州學生串聯進京的造反派頭目們說過“你們可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19】，“陳寅恪教授是善於古為今用的學者”，繼而保證陳是“愛國學者”，【20】意在對陳給予保護。此點除了周“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說與在德國期間二人的交往有些關係——儘管在飯桌上陳氏什麼也沒有說。
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志向，註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忘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只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唸唸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21】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志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十九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歷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歷史真相，只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歷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歷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間羅馬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說道：“人們一向認為歷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麼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三代的歷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唸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造的學派又稱為“實證主義學派”。這個學派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物件和安身立命之託，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爆了一場影響久遠的中國史學輝煌的革命。
柏林日夜（3）
透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