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入同一大海的歷史脈絡。許多年後，當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著名史家王泛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儲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泛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23】。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24】，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工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言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25】
當傅斯年最終決定轉向實證主義史學，便顯示了他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業大進的程度出乎諸生意料。面對傅氏咄咄逼人的銳氣，俞大維曾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26】五短身材，卻聰明絕頂的俞大維遂調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避免了與傅胖子的直接對壘交鋒。學成歸國之後的俞大維於1933年再度重返德國，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對彈道學的學習研究更是精進，終成著名的兵工製造與彈道專家，回國後曾任國民黨政府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等要職。
1924年5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趙元任，攜夫人楊步偉到柏林準備轉道回國，此前在辭卻哈佛大學教職時，特致函陳寅恪，希望陳氏重返哈佛代其職位。陳寅恪自感學業未成，覆信婉辭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只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27】雖為一句戲言，趙元任見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後來楊步偉寫了一本叫做《雜憶趙家》的書，這位婦產科出身的醫生，在寫作上儘管不是內行，但總算為後人留下了一點史料，多少彌補了行文中的缺憾。據楊氏回憶，她與趙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面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只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一個。大家見面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