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認為，這些年你們已經掙了不少紅利了，票面價值100元的股票最多隻能支付180元；而商人們拿出上一年的賬簿，說現在光賬面上的資產就有500多萬元，平均下來，一股不能少於240元才對。爭來爭去，大腿還是比胳膊粗，最後的贖買價格，就敲定在180元。
藉著收歸國有一事，袁世凱入主電報總局，盛宣懷退避三舍。不過畢竟電報總局是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們的勢力已經浸透在電報總局中了。北洋、洋務、商人各派別互相勾心鬥角，這個情況到了成立郵傳部後，也沒有多少好轉。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郵傳部，主管有尚書（後期改稱大臣、正首領）一人，侍郎（後期改稱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電報總局合入郵傳部成為電政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職位，其中主管級的郎中和員外郎每年薪俸可以達到160兩，比起其他部的官員來說是相當優厚的。
輿論的控制管理，是郵傳部電政司的一大職能。清末時人為了擴大輿論影響，往往採用電報與報紙相結合的方法，有什麼大的新聞事件就發私密電報或者公開通電，然後報紙予以轉載，這種方法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讓資訊傳遍全國，在清末很是興盛了一段時間。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陸首條電報線路津滬線對公眾開通的第2天，上海《申報》在天津的“訪友”（大概相當於今天的特約記者）就利用電報發回了一篇有關清廷查辦瀆職官員的報道報道，並在16日刊發，這就是寫入中國新聞史的“由報社記者親自排發的、最早的一條新聞專電”。深明電報作用的《申報》還連續5天在頭版刊登廣告，稱本報將“不吝重資”，利用電報刊登最新的重要訊息。自此以後，藉助電報的傳播速度，報業在國民輿論影響力方面所佔的比重是越來越大了。
大清的官員們對電報的正面價值，表現的很遲鈍，恰好相反的是，他們對電報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卻十分敏銳。沈葆楨曾經致函總理衙門說：“查外洋之輪船，捷於中國之郵遞。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設立銅線，則千里而遙，瞬息可通，更難保不於新聞紙中造作謠言，以駭視聽。”這從一個側面表達，中國官員已經隱約有了預感，通訊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社會變革，進而導致舊體制的崩潰。
由於“各省紳商各界，往往因細微事故，動輒電致政府”，而且電文中沒有發電人姓名，極易被有心人用來進行一些秘密通訊。被各種通電煩得夠夠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電報在串聯民意、撼動自己統治方面的威力，於是先後出臺了一些政策，用來遏制這種情況的發生。
1907年，郵傳部下發了《限制收遞電報章程》，正式對電報內容進行審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後所有電文，如果不加蓋政府的官防欽印，就必須出具鋪保才能發電，否則就要退還。而且特別規定如果電文中有“毀謗朝政、壞人名譽”的內容，審查要更加嚴格。甚至在國外的留學生要往國內發電報，也必須透過當地的使館。就算外國人的電報中有“違背字樣”，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透過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賦予了郵傳部資訊檢察機關的職能，言論審查制度更形嚴厲。根據郵傳部的記載，1908年各地電局就焚燬“忤逆電報”多件，甚至說，如果發現發此電報的人形跡可疑，電局的工作人員還要“跟從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但是畢竟清朝國運已經衰敗到了極點，鉗制言論再也沒有什麼用處，革命運動仍然是風起雲湧，並且最後斷送了大清的江山。
不過從上可以看出，郵傳部從建部以來的一條重要指導思想，就是認為電報不單純是一種商業投資，而是同時擔負著重要的政治作用。“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