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胡扯得完全沒了邊，給她和蕭客之間杜撰不可說的秘密出來麼？想來她定然是因此怒了。
這時旁邊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卻是也放下報紙，說：“這些報紙，是的確過分了一些，要是在我們吳城，誰敢這樣編排蕭書記？如此混亂，怎麼卻無人管理？這政府真是毫不作為！”他那報紙放下來，蕭客瞥了一眼，卻是更有意思，看那標題，竟然是“蓋茨驚慌失措，求助華夏太子”和“民主恥辱：十六家冊巨頭臣服專制獨裁者之孫”
蕭震忍不住哂然一笑：“這個，也算是國情不同了。第四權力不容忽視啊。”看起來，卻似乎並無動怒的意思。
嶽邦為副書記聽了這話，便沒有再說話，心裡卻是感嘆了一聲：他盡然是蕭老之孫，這麼多年來居然彷彿隱姓埋名一般，明明有那麼耀眼的政績，卻從不炫耀，若非這次來美國，自己又如何能知道他背後站的，居然是那個老人！幸好，自己從來沒有要跟書記作對的想法，，既然如此，今後到是可以，，總不會錯的。
但嶽邦為和鍾毓卻都對蕭震所說的“第四權力”不甚理解。其實媒體，在西方就是被稱為“第四權力”的：不但社會的三大支柱權力
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受到它的牽制，而且它對大眾也有強大的影響力。雖然“第四權力。這一說法在我國新聞界還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媒體作為輿論工具，具有公權機關的某些特徵，而且它還有一個諸多公權機關所沒有的權力一監督報道權。既然是權力，就擁有與生俱來的擴張本性。
西方媒體的強項是對在外的各級包括最高官員揭短、挖苦，哪壺不開提哪壺。報憂不報喜是西方媒體的基本職責。而各級官員也必須“經得起”罵，西方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和議員，都必須有“經罵”的基本功；而在百姓這邊，“罵”是基本權利，西方民主社會正是建立在公眾有權“罵”領導“經罵。的基礎上的；這裡的“罵”是指公開的透過媒體和公開的出版物的言論，這也是一種監督機制。
西方國家大選，往往成為候選人之間互相揭短的大戰。這種“揭短。是一種重要的輿論監督，互揭短處，從候選人的主觀目的來說，固然都是為了把對方搞臭；但達到的客觀效果卻是透過輿論來監督、檢查未來領導人的基本素質、政治道德；這種互揭短處，有助於培養廉潔正派的政治家。在美國，新聞是民主的反映，是溝通精英於普通公眾的平臺；然而它更是一種消費品。於是人們對新聞的客觀性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什麼是新聞？誰在製造新聞？媒體修飾過的政府是如冉運作的？什麼樣的新聞能更好地服務於民主？企業是如何影響新聞運作的？
蘭斯班尼斯在政治傳插學著作《新聞：政治的幻象》中說：政治新聞實際上是媒體、政府、公眾透過不完善的資訊交流，在不斷追求各自目的過程中，不斷變換和調整位置所形成的，它是三方選擇和博弈的混合物。在政治新聞產生的過程中，政府要維持自己的權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它需要透過媒體來向公眾傳達自己的意圖；公眾需要知道“真實的”政治，他們只有透過各種媒體的報道來甄別判斷，並以此來決定自己的選票投向何處；媒體也並得各種資訊，另一方面把它加工成最容易為公眾所接受的“新聞”再兜售給公眾，以此來獲取利潤。
新聞經過政府的表演、媒體的加工最後達到公眾手裡，這時它早已於其客觀的標準：“公正、平衡和真實”相去甚遠。政治事件中的價值觀、新聞人物的欺騙行為、報道的觀點很難完要求等因素，都是掩蓋新聞真相的“元兇。”然而在新聞媒體受到保護的國家裡，掩蓋新聞客觀性的最主要而且無法避免的原因在於：法律無法約束那些龐大的媒體機構的道德責任。它們的行為準則就是贏利。肆無忌憚的市場利益使得新聞這個理想中的“獨立監督人。出現了道德的瑕